2016年，我和同学前往D一高。我们原来都是L一高的“尖子生”，但高考考得都不理想。她比一本线高31分，能挑的211没几所;我比一本线高69分，全国39所985我能随便挑……其中的4所。我们就跟菜市场大妈一样对所剩无几的大学挑挑拣拣，照着历年录取分数线斤斤计较。最终我还是决定复读，因为我觉得自己来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我决定去D一高。
D一高位于河南省東部的一个贫困县，教师的学历多为二本，相当一部分毕业于该县旁边的一所师范大学，生源也谈不上拔尖，班里的“尖子生”中考平均分在570左右。即便是这样的装备，D一高考取清北的学生人数依旧仅次于郑州市外国语学校，它也是整个河南学“衡水模式”最到位、最有成效的高中。
来到学校，转一圈下来，最让我们震惊的倒不是条件的艰苦，而是每个班门口都贴了很多成绩单，小到周练、大到期末考，某班甚至贴出了英语单词听写的分数。原先的学校，像周练这种级别的考试连答题卡也没有，更别说成绩单了。我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我一无所知的神秘力量。
在来D一高以前，我和所有人一样，以为这类学校的成功就像媒体上宣传的一样，在于其“工厂”模式：对时间和纪律严苛的管理，教师授课“填鸭式”“满堂灌”，题海战术，以考代练……然而，在D一高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事实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D一高的最小考试单位不是周练，而是“隔天练”，一三五晚上都有考试，配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每周六晚和周日上下午是周练，不仅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还打乱考号分考场，最后采用电脑阅卷。到“冲刺一百天”的阶段，周二和周四各加了文综和数学的考试，一周考三轮。所有这些考试结束后都立马发答案;人手一份。而我原来的学校，全班只有一份答案。
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出来后都会被印成成绩单贴在班门口，周练和大考一样都要发“校信通”给家长。那么成绩多久会出来呢?一天。没错，数千份试卷一个晚上改完——D一高一贯秉持的原则叫“试卷不过夜”，这样考完第二天就能趁热打铁进行评讲。
每到大型联考时就是同学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成绩能晚出几天。我原来所在的L一高的学弟曾向我吐槽：他们的数学周练卷子基本从来没有被改过，也没有讲评，都是自己对答案了事。
D一高不仅针对高考的备考规范化，针对自主招生之类的考试也十分规范。从高一开始每周就有相关补习，且每届都有参加自招的学长学姐回忆题型、传授经验。而我在L一高参加自主招生时，自荐信是根据“百度经验”写的，既没有任何备考措施，也没有学长学姐引路，L一高的“零通过率”也就不难理解。
除了规范化，最令人称道的是精细化。“让学生学习方便”是最高标准。譬如上述的“人手一份答案”，再如学校自己出的语文卷子，文言文部分的行距会特意调大，这样对答案和讲评的时候，学生可以直接在文本下面写翻译和批注。
精细化的不仅是试卷，还有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第一天来D一高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和B同学领到宿舍就离开了。我们以为他是去上课了，没想到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手里还拿着两套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水盆……
因为班里人太多，天又热，两台立式空调基本等于摆设，第二天一整天，我和B同学都浸泡在汗水里。下午放学时，班主任把我们单独叫到办公室，问我们是否适应这里。我们说都还行，就是太热了——毕竟寝室没有空调。结果晚上，班主任就送来了排插和两台落地扇。
另一件事发生在寒假后。由于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校考，大年初五我就回校补习了。学校食堂没有开，街上出摊的小吃也很少，我和同学想买点馒头也买不到。D一高的老师就住在学校旁边，我于是打电话给班主任。班主任十分热情，道：“你们来我家吃饭，让师母给你们做。”到了班主任家，师母给我们做了酸辣汤。吃完饭后，班主任给我们装了两大塑料袋馒头，又装了一塑料袋煮熟的白鸡蛋，师母还塞了糖和雪米饼给我们。
高考的前一天，我在宾馆复习，很晚才去看考场。到考场门口正好遇上班主任，班主任微愠说：“你咋来这么晚!人家老师都要走了。你不早点来看看考场、熟悉熟悉环境、发现发现问题，万一明天考试发现桌子上有洞，或者桌椅来回晃，会影响发挥的!”又说：“我刚才去了你的考场，你的桌子有点晃，我稍微弄了一下，明天你再拿点卫生纸垫一下。”我当时就想，我如果考不好，最对不起的就是班主任。
真的，班主任太操心了——我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三十多岁看起来跟五十多岁一样。早上不到五点半，他和我们一起到班;晚上直到十点四十，他还在值班;所有的自习课都有老师陪着我们。
在L一高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年轻漂亮，每天除了上课基本见不到人。我和她没有一次“交流”，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当然不能因此说她不负责任，我记得高三那年的中秋节，她带我们到操场上做活动，帮助我们“冥想”，让我们写许愿条交给她保存，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月饼。的确，和我一起复读的A同学就说：“比较两个学校，我还是更喜欢L一高。说起D一高，我只能想到考试、刷题、排名。而L一高却能让我想到精彩的活动、朋友间的情谊、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对D一高的老师，她其实没有那么多感动。因为她的成绩没有我好，老师对她的关心也没有对我多。D一高的老师的确对尖子生更照顾一些——毕竟，这是一所“高考梦工场”，老师的精力也有限。
即便如此，所有老师都几乎在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教师们“一放假就生病”，有些早早就生病去世了。
他们带出了一批批高分考生，而他们的孩子，别说上清北，上985、211的也很少。
所以，我用“工场”而不是“工厂”来形容这些学校，这种根据高考采取精细入微的配套措施的做法，更像是古代手工工场里精雕细琢的生产方式，颇有“匠人精神”的意味。
不过，像D一高这种“成功”的背后亦是不为人知的辛酸：有的人被压榨得已经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有的坦言“整体来说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差”，有的感觉自己从未体验过真正的青春。至今，每当我听见“D一高”，仍条件反射地想到当时恶劣的生活条件。
我并不想为“高考工厂”辩护，也不想吹捧应试教育。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韩寒一样一“退”了之。只要教育资源不均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应试教育就很难向素质教育转型。就如网友说的：要求贫困县搞素质教育，跟饥馑之年问穷苦百姓何不食肉糜一样。一所没有素质教育的资本却要搞素质教育的形式的高中会是什么样?
所以，
“每逢你想要模仿任何人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并不具备世界上那些人的优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