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凌晨，被国人称为先生的百岁老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这位民国才女，用平静的高贵姿态，熄灭了属于她的生命之灯，将5月25这个平凡的日子，变成了悲痛的日子。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才华横溢的一生，也是淡雅低调的一生，更是隐藏的一生，说是隐藏，更确切的说法，是默默奉献的一生。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是杨绛先生的贤妻良母，成就了钱钟书老师。
当然了，钱钟书老师也才华横溢的，可是，在烟火味浓郁的人世间，任何人都离不开一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把油盐米面从生的煮成熟的，这是一个需要人去做的过程。
杨绛先生为了成就钱钟书老师，杨绛先生主动用女性柔弱的肩膀，承担起他们婚姻家庭中的一切，让钱钟书老师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写书，心甘情愿为他做“仆人”——杨绛先生在《如何才是好的婚姻》中说：“我成名比钱钟书早，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
从这段话中就能看出，杨绛先生对钱钟书老师的爱!这爱是伟大的，她知道一个男人是不能没有事业的，她的默默奉献和全力支持，赢得了丈夫钱钟书的尊重和爱戴，钱钟书老师称她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就不是钱钟书老师在夸耀自己的妻子，而是他出自对妻子的尊重。
《围城》让钱钟书老师名扬天下，尤其《围城》被改成电视剧之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虽然看电视剧《围城》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因为不谙世事，对这个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忘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看完，但这部电视剧，让我知道了帅气的陈道明，并记住了《围城》的一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杨绛先生之口，但这句很有哲理的话，深深地刻在心里。
杨绛的伟大，不仅成全了钱钟书老师，而她的伟大，是来自她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智慧而温厚，她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
与世无争的她能做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她淡泊名利，用文学的信仰，在喧嚣的世俗中，像一株青莲，芳香四溢，温润如玉，为了丈夫的事业，心甘情愿地隐去自己的才华，直到她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都去了，她化悲痛为力量，在生命中最后那些属于自己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奔跑在文学路上，一边整理丈夫的手稿，一边进行自己的创作，才将自己的才华彰显出来。
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
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
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4年，杨绛出版《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我也是从《我们仨》中，知道并关注杨绛先生的。从网络上知道，钱钟书老师去世后，杨绛先生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在痛失亲人的痛苦中，用严谨的态度，整理丈夫留下的手稿，她深知这些笔记，积聚了钱钟书老师毕生读书所得，虽然在她整理之时，心里很清楚，这些笔记自己的丈夫再也用不上了，但对那些有志读书、研究中外文化的知音者来说，总该是有用的。
“我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从而证明套书在杨绛先生心中的分量。她把晚年最看重的这套书，托付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它们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这就是她对丈夫的爱，也是对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仁爱和大公无私。
杨绛先生蕙质兰心，让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在杨绛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她的博学、睿智、宽容、韧性。
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先生十分感慨：“杨先生一直笔耕不辍，她不像一般作家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一直伴随着对人生、对生命、对人间情感的思考、总结和表达。”
杨绛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文笔出众，外语天赋极高，更是知书达理，有着传统中国女性的品质，淡泊名利，严谨治学，人品和文品以及先生的风骨，赢得了人们的敬仰与爱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在杨绛先生地描述中，深深地感知到，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将金钱的诱惑、名利的光环都被摒除在外，过着云淡风轻、身居陋室、吃苦耐劳的日子。
我们再来看看杨绛先生的生平简介：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就这样一位蕙质兰心的女子，用一百年的生命历程，跨过了两个世纪，经历了兵荒马乱、荒诞年代的苦难，依旧能保持她文人风骨、治学态度与社会担当，与世无争、宁静致远的她，在生命的最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品质，她真心的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她走了，很安静地走了，但是，杨绛先生的品行，像一盏不灭的路灯，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