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意外地见到苏建根、王勉莉夫妇。
从我家周冲出来是林畈，林畈的村东首是寺前。今年的正月回老家路过寺前时，在路边遇到王勉莉，知道他们从上海回老家盖了一栋楼房。因为急着赶路，没多交谈。这一次让弟弟振学把车停在他家屋后，特地往访他们的新居。
还是王勉莉一个人在家。她说建根刚刚骑着电摩去周冲水库巡查去了。他与几位村民承包了小水库，放养了鱼，常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来偷钓。在等候建根回来之际，勉莉把回来建房的经过跟我们述说了一个大概。弟弟说，建根一点儿也不见老，你几乎看不出他有多大变化。不一会儿，就听到门外传来他的声音，紧接着，人就进了屋。老友相见，自然少不了一番掩抑不住的亲热。我打量着他，果然显得十分年轻，头发乌黑，面无皱纹，身材板壮，完全是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四五十岁的汉子。其实，他和我一般大，还比我大俩月，属马，周岁六十一了。当年互称“老庚”，后来堂侄拜他做干爹，所以偶尔又互称“亲家”。
我们俩有多少年头未曾见面，都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数来，总在二三十年的样子吧。当年我还在村里的时候，我是大队副支书，他是寺前队的生产队长，而我又分管寺前队，这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为何竟然近三十年未见，这还要从他的妻子王勉莉说起。
四十三年前，一位年仅十七岁的上海小姑娘，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了皖南大山深处，和她的另外两位同伴一起，分配到了寺前队。在靠近仓库边的高坡上，生产队为她们盖了两间土墙屋，就是她们的新家。这个大城市的小丫头就是王勉莉。
王勉莉就这样在乡村展开了她的青春岁月，远离父母，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学习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开始日晒雨淋、自己生火做饭的人生。除了将她的清纯、最初的好奇、与生俱来的友善，坦然呈现给乡村社会，对于未知，却无半点忧愁与恐惧。扎着两个羊角辫，一笑两个小酒窝，明眸皓齿，笑声如歌，对没见过城里世面的乡民来说，说是仙女下凡也不为过。从此，小村庄多了一道活动的风景，荡漾着新鲜的喜悦。
上了年纪的人感到惊讶：村里的那些野张飞怎么一下子都变得乖起来了，头上的野鸡窝顺溜起来了;原来斜披的衣服，也正经地穿在身上了，扣子也扣在地方了;人前也装模作样地像个大人说话了。这群年轻人其实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男孩，领头的才十八岁，这就是建根。
不久，姑娘们发现，土墙屋的墙角，不知是谁弄来不少柴火堆在那里;水缸总有人来挑得满满;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就会送来自家园子的蔬菜;上工的工具，头天晚上就准备好了送来。姑娘们以为是队里的安排，一打听，原来是领头的男孩建根指派的。
苏建根与王勉莉就这样好上了。农村人把一男一女黏糊了，不叫“谈恋爱”，径叫“好上了”。这过程，比如什么时候对上眼的，谁主动，直到结婚花费了多长厮磨时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也没问过。只知道1976年我高中毕业回来做支书时，他们在一年前就做父母了，从相互看到的第一眼到做了父母，不过两年多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城里的姑娘，乡村的小子，却都是初恋。情窦初开，即遇上了心上人，本隔着万水千山，鬼使神差地相遇了，成了眷属，这例子，的确稀罕。当年全国几千万知青下乡，城女乡男的这种结合，怕也是数得过来的。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那段浪漫纯情的岁月，也一定始终是他们内心最珍贵的财富。就凭这，我的心中也始终对他们怀着敬意，因为，那需要多么大的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
建根的确是乡间十分出众的青年，正直，有头脑，有血性。虽然由于家境的缘故，没念几年书，但年纪轻轻，做人做事却是有板有眼。又有气力，生产队的那些农活没有他做不了的。生产队、大队有意培养，二十来岁就做了生产队长。我们俩共事三年时光，相互信赖，成了心契的朋友。
其实，据王勉莉自己说，她也没读多少书。“文革”开始时小学还没读完，复课闹革命，上了两年，刚进初中，便被裹进上山下乡洪流，本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便要扛起锄头，接受再教育，与贫下中农一起修地球。虽然个头娇小，却从不示弱，一点儿也看不出娇生惯养的习性。不出两年，妇女劳力能做的活，样样都拿得起。生产队读书人本来就少，见她有文化，让她做队里的会计，她也不拒绝，一本账作得清清亮亮。大队的小学缺少教师，又把她请了去，先教三年级，后来又让她教四、五年级。而她的班总是能在公社和区教学片的统考中，拿到好名次，她也因此常受嘉奖。即使承担了会计和民办教师两份工作，清早和傍晚，以及周日，只要能够，一样在队里出工。双抢季节，晚上拔秧，天不亮就去割稻，能挣一分工是一分工。孩子出生后，照样一样不耽误。女儿海霞才会地下跑，就被村子里大孩子带去玩，一玩一整天。傍晚夫妇俩收工回家，再去寻孩子，看看在谁家。如果吃饱了，睡着了，人家说，就让她睡这吧，就赶紧回去忙自己的。有时甚至让邻村的孩子给领走了，打听准了，把孩子接回来。晚上的时间对王勉莉来说十分宝贵，要备课、批改作业，还要做账。建根就把做饭、带孩子、收拾屋子等等家务尽可能揽过来，减轻妻子的负担。作为一队之长，他的活儿也庞杂得很。安排生产，处理矛盾，事无巨细，都要考虑周全，亲力亲为。生产队、大队还要经常开会，除了晚上睡觉，生产队长很难有时间沾家。1977年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海燕;1978年他们又做了人生第二件大事，盖房子。
除了上述那些生活头绪要理得清清楚楚，打理得有条不紊，建根夫妇还有一位身体不太硬朗的母亲和一个尚未谙世事的弟弟，也需要付出照顾的心事。殊难想象，一堆公事私事，这一对二十出头的年轻夫妻是怎样应付过来的。乐于担当，倾情竭力，更不可忽略的，还应该是爱情的神奇力量。对未来的美好热望，成了他们向前奔跑的发动机。乡亲们对他们无不赞许有加，拿来教育自家的孩子：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更加夸赞勉莉贤惠能干，建根哪辈子修来的福分，摊上了这么一位好媳妇。建根对我说，当年我一年才挣三千多个工分，她却能挣六千多个工分呢。我只有一份差事，就是下地干活，队长有点补贴，却很少;她却有三个来源，谁叫她比我有文化呢!与王勉莉一起下乡到寺前的另外两位女知青，1975年都招工离开了，只剩下王勉莉，因为她在农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没有因此感到失落，依然活得有滋有味，依然倾心操持着自己的小家，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差事。到1978年，下乡知青基本上都已回城。1979年，公社为了给王勉莉落实政策，让她到公社供销社做会计。这样，她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公社与寺前村相隔十四五里地，虽说不远，在交通还不发达的时代，两头跑起来也很不方便。不久，公社照顾他们，将建根也调到了公社农机厂，做了一名翻砂工。俩人算是过上了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平静安定的生活。这是否就是他们所想要的，我没问过，不得而知。过去几年在热望中度过，也是在辛劳中度过，而今可以放松下来，休养生息，安静地品味一下生活。更为可取的是，两个孩子很快就要到上学的年龄，公社所在地的小学、中学都有，教学质量也多有保证。
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知青，国家又有大政策下来：所有尚在农村的知青都可以回城，不仅是本人，全家都可以随迁。配偶和孩子是农村户口的，解决城市户口。听了这个消息，王勉莉不由得苦笑：怎么人的身份说变就变，自己还做不了主!想想，自己虽然已经习惯了乡村生活，也完全融入了这个乡村世界，然而，为两个孩子着想，回去能让她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就业也有更多的机会。她对建根说，你先去吧，我手头的工作一下子完不了，要到明年才成。1991年建根去了上海，在一家工厂当工人。第二年妻子带着孩子也回到了上海。夫妻俩的人生轨迹来了个对调：建根从自小就在这里长大的乡村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大都市。过去两人合力创下的家业如今全都抛在身后，又得要从零开始打拼。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让人哭笑不得。这又是一个二十多年的光景，其间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还没有来得及细说，只知道王勉莉也在工厂，做了一名仓库的仓管员直到退休。建根从工人做到车间主任、做到副厂长。他说，当年在村子里，领导们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劝他入党，他就是不干。要是入了党，老厂长退休，一定是他接替做厂长。现在想来多少是有些懊悔。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多跨一步的台阶没有跨成。在农村，勉莉是响当当的当家人;到了城里，反而角色转换，建根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乡村小河里的游泳好手，在大海里也一样游得自由畅快。这又与勉莉在乡村时何其相似!回到上海，两个女儿也都顺利地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尘埃落定。该是认真筹划今后退休生活的时候了。那遥远山村的呼唤不断在心头响起，愈来愈强烈。于是，回来在原来的老房基上盖了这栋楼房。比起早年盖的那栋，不知阔气、精致了多少倍!勉莉有些埋怨地说，什么都不肯将就，什么都要用上好的材料，费钱!
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十分宽敞明亮，中间楼梯上去，两边或厅或房，又很通畅。两口子在设计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估摸着面积不下五百平方米，还不包括偌大的建有厨房、杂物间的后院。二位说，待到过年，老母亲、女儿、女婿、外孙一齐回来，刚刚够住。两个女儿也都积极怂恿父母亲回山村盖房子，因为她们的根也在这里。几十年没见过，两个当年的小丫头不知现在是什么模样，是像她们城里的妈妈，还是农村的爸爸。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建根还是原来的那个建根，乡音、举止、脸上的笑容，都是我熟悉的，这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奇怪。让我感到些许诧异的是，二十多年重回故乡的生活，却没能将王勉莉再变回去，前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已经完完全全地“改造”了她!在她身上，依然找不到上海女人常见的矜持;依然是乡亲们熟悉的那份优雅、和颜悦色，依然在她的普通话中夹带着乡亲们熟悉的方言。我告诉他们：“正打算将周冲的老房子翻修，以后也得常回来住住。在修好之前，只能住你们家了。”勉莉毫不犹豫地说：“那可好!我们住二楼，你也住二楼!”
如今的乡村已不是当年我们在时的乡村。青壮年大都常年在外打工，乡村由此少了许多人气，而多出了一些冷清。乡村似乎正在老去。我们也在老去。以一颗依然蓬勃的心陪伴自己的乡村，如勉莉、建根、我，以及如同我们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