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初八日，年已花甲的张集馨奉旨署福建布政使。出乎京官的意料，张氏陛辞离京，居然不声不响，没给各部官员留一丝一毫“别敬”。一众京官们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清代腐败盛行，有些腐败行为甚至成为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习惯性动作”，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也少有人想到要革除它们，比如地方官收取漕规、关规、盐规、火耗、三节两寿礼等各种陋规，比如京官收取地方官的“别敬”“冰敬”“炭敬”。换句话说，在那个特定环境下，送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不送则会显得特别突兀，非常“不友好”。
张集馨其实并不是海瑞式的人物，他虽未在任上贪多少钱，对官场的潜规则却也是身体力行的。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被补授陕西督粮道这个肥差，曾花几万两银子买礼物、送别敬，以致弄得连就任的盘缠都成了问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请训，“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有清一代，不要说张集馨这样的官员，就是身为总督、极其厌恶官场腐败的曾国藩同样无法免俗。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二月入京请训，在京盘桓一个多月，正月二十日出都赴保定任职。从十四日开始，他就开始筹划别仪，除十八日外，每晚临睡前都要审核别敬单，甚至在出都的当天上午，还审核了一次。由此可见他对送“别敬”之重视。
其时各种“敬”礼如此盛行，署福建布政使时的张集馨为何要如此“反潮流”呢?在年谱中，张集馨这样解释：“京中同人，以及同事，原该留别，窃思时势艰难，无从借贷。且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不值热中要求权贵，即或百端罗拙，抵任后无力偿还，累己累人，诸多窒碍。且思命中如果能升至巡抚，何至两遇坎坷，其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今已立定主意，三五年内决志回京，何苦终身不悔，甘心降气，为人属吏耶!”在年谱的另一处，张集馨间接地说明了不送别敬的更深层的缘由：“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及番案牵连，朝右士大夫持公论者甚少，转以附会琦文勤为余罪案……余资格官声，当开府者久矣，曾未闻有力陈政绩上有识之士宸知者，则应酬又何恃乎?”这两段话，说了三个意思：一是自己年老，对升迁已没有多少兴趣，不必要巴结权贵;二是自己经济情况不好，要送“别敬”就得借钱，而当时“时势艰难，无从借贷”;三是遭遇坎坷时，那些曾经收受过他好处的人并没有为他说话，他觉得再送“别敬”不值得。
关于张集馨的“两遇坎坷”，这里稍稍解释一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集馨本已成为河南布政使，眼看就要高升巡抚宝座，却因牵连于当年做甘肃布政使时发生的琦善捕杀良番案，被革职遣戍军台。一年多后获释赏四品顶戴，补授河南按察使，未赴任即平调直隶帮办军务，遭直隶总督桂良诬谄，留在胜保军营将功折罪，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才又赏四品顶戴，署甘肃布政使，在布政使、按察使的台阶上徘徘徊徊，一晃就是十来年。而事实证明，张集馨遭遇的这两次挫折都是冤案，本人并无过错，他对自己前期给京官们所送“敬”礼的意义由此生出疑心理所当然。
由张集馨送“别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各种“敬”礼背后的一个真问题：“敬”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实质上是送“敬”之人赤裸裸的利益算计，那就是希望得到受“敬”者的特殊关照。张集馨的“反潮流”，其实不过是对官场生意的一次利害“盘底”。由此联想到现在某些喜欢给有权者送礼的人，他们的礼物背后藏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