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和他讲述的一则旧事
连我自己都有些诧异，我所有关于东城街的记忆，竟是由大海讲述的一则旧事开始的。
大海与我在同一个年份不同的乡村里出生，又在不同的时间里考取了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先后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上班。有一天，我们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读中学时来县城参加各种竞赛和考试的情形。两个年过四十的男人坐到一起，相互说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在回忆里慨叹时光不再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的中学时代，准确说来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参加的各类竞赛和考试，地点多半被安排在县初级中学或者城区一小。两个地方，都离东城街不远。除了个别县城里有亲戚的同学借此机会串门住到了亲戚家里，我们多半选择在离初级中学和城区一小较近的东城街过夜。东城街大大小小的旅馆有好几家，我们大多选择去政府招待所。那时候，政府招待所早已经不单单为政府招待和政府工作人员所用，转而开始对政府部门以外的人营业了。那时候，东城街上还开着好几家老茶馆，不管春夏秋冬，茶馆总是坐满了人。
大海说，那次他住的是招待所临街的一个房间。那是夏天，天气异常燠热，只要房间里的灯开着，蚊子和飞蛾就寻着光影，一个劲地往房间里扑。同屋的同学很早就睡下了，大海却了无睡意，于是关了灯，穿着小裤衩走到阳台纳凉。午夜时分的东城街上行人寥寥，茶馆里却依然是人头攒动，灯火通明，但能够在茶馆坚守到此刻的基本不是纯粹的喝茶人，一张张茶桌上，都摆了麻将或者天全大贰(一种纸制的娱乐工具，玩法近似麻将)，围坐在茶桌前的人个个面带倦容，两眼放光。大海说，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手里的牌局，清楚地听见他们相互催促或者埋怨的声音、麻将与桌面触碰或者落地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茶馆阁楼上的灯“啪”一下开了。灯是不超过十五瓦的白炽灯，光线昏黄、微弱，但透过大开的窗户，足可以把阁楼里的一切尽收眼底。出现在阁楼里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女人穿花格子连衣裙，一头蓬松的披肩长发，灯一亮，女人就径直走到床边，俯下身清理床铺。床铺上起先铺着布床单，女人三下五除二就将床单揉成了一团，然后抱起床头的凉席，滚圆木一般，哗啦啦在床上摊开。男人是在女人摊开凉席的时候进入阁楼的，男人嘴里叼着烟，双手插在短裤兜里，明显过宽的短裤向两侧幕布一样张开，活像一对展开的羽翼。男人踮着脚，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人，身体和羽翼样的短裤一起不停地闪动。女人终于铺好凉席直起身，男人一口吐掉了嘴里的烟卷，双手迅速抽离裤兜，伸向了女人苗条的腰身。凉席铺好了，紧接着铺开的便是女人白花花的身体……未谙人事的乡村少年大海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立时呆若木鸡。后来，拖着几近僵直的赤条条的身体回到房间里躺下，接连洗了几次凉水澡，大海仍旧是一夜未眠。
世间的事情，细说起来无非两类：隐秘的和公开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猛然间把尽人皆知但隐秘存在的事情示诸于人，其爆炸性和冲击力可想而知。东城街上的政府招待所及其街对面的老茶馆，就是这样，以背景的方式进入了大海的记忆。
我住政府招待所
同样，政府招待所也是我记忆里的一个背景。
更确切的背景是时间，是1990年6月，在城区一小举行的那场关乎我的人生前途和命运的中考。经过之前的毕业会考，班上的绝大部分同学未能取得足够的分数，初中毕业了，却被排除在升学考试的门槛之外。我和敖德斌、王勇是班上仅存的几个幸运儿，敖德斌和王勇县城里都有亲戚，每次进城，他们都去了亲戚家，唯独我无亲可靠，只得一个人住到了政府招待所里。
我的房间在政府招待所大院最靠里的角落。写号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服务员给我安排安静些的房间，服务员倒是说到做到，可交了费进到房间，我才知道我住的是一个可同时入住四人的大屋。服务员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似是而非地笑着对我说：放心，我尽量不安排其他人住进来。服务员的允诺，没到午夜就被事实无情地推翻。
和我同住一屋的是一位矿工。我没注意到矿工是什么时间进到房间里来的，当我在一阵细碎的碰撞声里醒来时，只看到邻近的床边放着一个沉沉的大背包，背包旁不远，一盏沾满煤屑的矿灯正不住地滚动，最后晃晃悠悠地靠着墙角停住。矿工坐在床沿，双手捧着脸接连抹了几把，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重浊的呼吸间带着浓烈的酒气。大约是房间里光线太暗，也许还有满脸胡须的缘故，矿工的脸黑乎乎的。抹过脸之后，矿工便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矿工的脚上穿了一双解放鞋，鞋帮上沾满了泥土和煤屑，矿工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又伸手解开鞋带，露出粗大的脚趾。矿工的脚趾原本都套在袜子里，但袜子前端和足底分别破了若干个窟窿，那脚趾只好裸露在外了。矿工是什么时间睡下的，我也没注意到。矿工解开鞋带之后，又静静地盯着自己的脚趾看，我翻了一下身又睡过去了。半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所学校录取了，父亲很高兴，在院坝里燃放起鞭炮，哔哔啵啵的爆裂声里，老家的院坝里飞满一地的红纸屑。我咯噔一下惊醒，花了不下半分钟的时间才搞清楚我是在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房间里的灯依然开着，我想是矿工忘记了，或者是他太疲惫，没想过要关灯。我扭头看了一下邻近的床铺，矿工睡得正香，嘴里节律地发着雷鸣般的鼾声。一只蚊子绕着耳朵嗡嗡嗡地鸣响，就在感觉耳廓被什么东西轻触到的刹那，我以最快的速度扇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巴掌，一阵剧烈而锐利的痛感迅疾在耳廓和脑部流转，这一下，我彻底地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便再也睡不着，于是索性起了床，去卫生间洗掉掌心和耳畔的血迹，同时洗了一把凉水脸，然后从床头的书包里拿出复习资料翻起来，却一时不知道该恶补什么，只是随手拿起英语练习题集胡乱翻看。忽然，一道阅读理解题撞入眼帘，厚厚的练习题集我不知从头到尾翻过多少遍，书页间，到处都留着勾画过后的痕迹，却没想竟还有这样一道题留着空白，不由得定睛细看，题干和答案确实都没在脑海里留下一丝印象。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拿起笔，对着阅读理解题字斟句酌起来，直到合上书也能一字不漏地把题目的内容和答案复述出来。 当天的考试进行得异常顺利。拿到考卷，我第一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几乎失声大笑起来——最后的一道阅读理解题，竟就是我晚间刚刚记下的。几天后，中考成绩公布，我一向羸弱的英语是所有科目中得分最高的。英语老师看着我的成绩单，怎么也不相信是真的。
我也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告诉老师我在政府招待所入住的经历，说起和我同居一室的矿工，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天考完试回到招待所，房间里的床铺已经空了，矿工早已不知去向。矿工睡过的床铺边，印着两团近乎对称的煤泥灰，中心部分是一双醒目的解放鞋印，四周散落着好几颗烟蒂。
老N和东风食堂
说起来也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时间的筛子轻轻一滤，很多事便被淘洗掉了，冲刷得无影无踪了，而那些被留下的，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像隔着毛玻璃看到的世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老N还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的新手。老N比我大了不下五岁，到县城工作后不久，老N便结了婚，很快又有了孩子。和老N结婚的，是一家小型国营企业的会计。留一头齐耳的短发，典型的中国南方女性的个头，生有一张圆盘状的脸，眉毛又浓又黑，活像特意描摹上去的，微微上翘的嘴唇红彤彤的，像涂抹了过度的口红，但会计说她从来不化妆。会计这样说的时候，老N在一旁不住地点着头，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再去怀疑。会计一说话，红红的双唇不断快速地开合，难得停顿下来时下颌又甩动起来，圆盘随之变形，恶狠狠的，苦大仇深的模样，而那声调和语速，又高又脆，噼里啪啦，像爆米花，更像谁冷不丁燃响的鞭炮。第一次见过面之后，我一下就记住了会计恶狠狠的圆盘状的脸。会计成了嫂子，差不多每天都会在我们供职的医院出现，每次遇见，我基本都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掉的时候就硬着头皮迎上前，叫一声嫂子，而后以最快的速度借机溜掉。
起初，老N也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就在我的隔壁，自打和会计结了婚，就搬到了会计所在的那家国营企业的家属房。拐过东城街末端的拐角，向县初级中学方向，不出二百米就到了。尽管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但这似乎一点也不影响老N隔三差五地和我们几个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喝酒、打牌，就像他还是个单身汉时一样，只不过时间和频率，没结婚以前稠密而已。正因为时间和频率没以前多，每一次有机会出来和我们几个在一起，老N便想方设法地待尽可能长的时间。如果遇上周末，那就是不分白天和黑夜了。
让人意外的是会计的反应。按我们私下里的揣测，我们如此没日没夜地厮混，脾气火暴的会计肯定会兴师问罪的。但很长时间里，不管老N和我们玩多晚回家，从没见她找上门来。
偶尔，孩子感冒发烧或者头痛脑热了，会计就会打个电话过来，问老N怎么办，老N在电话里指示一番之后，会计便挂了电话。有时候会计说得急了，老N便二话不说起身赶回家去。很多次我们以为老N不会再回来，可没过多久，老N便气喘吁吁地出现了。我们问起孩子的情况，老N的回答叫人忍俊不禁：“有我老N出马，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见我们狐疑着，便又正色说道：“兄弟是一辈子的，老婆可以不是，如果老婆想变成一辈子的，那她就该把你们也当兄弟。”看着老N严肃的表情，我们便再无话可说了。
但是，我们的担心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那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坐在东风食堂的小包间里，一个个面带倦容，双眼因充血而发红得像害了红眼病，精神却出奇的好。东风食堂是一家名副其实的老餐馆，始建于大集体时代，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口味集体转向，早已不可避免地显出颓败之象。之前除了老N，我们几个都没光顾过东风食堂，倒是有几次说起，老N总对食堂里的蒸菜和丸子汤赞不绝口。那天我们从茶馆里出来，走到街心的十字路口，老N便怂恿我们去尝尝。等待菜肴上桌的间隙，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起昨晚的酒局，和自酒后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午的牌局。
这时候，小包间的门突然咚一声被撞开，我们以为服务员上菜来了，纷纷扭过头去，却只见会计怀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见到我们，会计迟疑了一下，下颌不断甩动着，箭步走到老N身边，把怀里的孩子往老N前面的餐桌上一放，扭头便走了。会计的动作之迅速之果断，着着实实地惊住了老N，而我们则呆呆地坐在那里，大张着的嘴里甚至还没来得及叫出一声嫂子。
吃罢午饭我们便硬着头皮和老N一起去了会计的家属房。整个事情或多或少地因我们而起，至此我们是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会计没在家，是会计的父亲老N的岳父大人接待了我们。老N从医院单身宿舍过去以后，我们有几次跟老N一起去过会记的家属房，和会计的父亲喝过几次酒。会记的父亲不是本地人，多年前来天全做工，娶了会计的母亲为妻，退休前是会计所在的那家国营企业的高级工。我们一进门便感觉到气氛不对劲，退休工人沉着脸，跷着二郎腿坐在客厅的藤椅上，对我们的到来不闻不问。老N也装着没看到他，招呼我们坐下，接着找来杯子为我们泡好茶，又转身去为孩子准备吃的。老N刚刚把兑好的奶粉放进孩子的嘴里，退休工人便开始说话了。他先是冲老N招了招手，要老N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在我们的注视下，老N抱着孩子，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
隔着这么些年，退休工人当时是否拍了桌子，甚或摔了板凳，我已经记不真切了，但退休工人的话却是言犹在耳的：“你自己说说，我们家待你好不好?你自己说说，我们家女儿对你好不好?你一个大山里来的娃，带着一裤腿的泥巴进城，娶了我女儿，你不好好待她，你到底要干什么?……”退休工人说完，便死死地盯着老N。
老N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吃奶粉，对退休工人的话，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和老N一样，我们都出生在大山里，如果追溯一个人的祖籍，现在的城里人，上辈或者上上辈，大多都是大山里的“泥腿子”。按照我们的预想，退休工人顶多就是劝劝老N多关心一下家庭和孩子而已，但退休工人理直气壮地这么说了。我们在一旁看着他抬起食指，不断戳向老N的鼻梁，一字一句地吐出这些话。我们如坐针毡。
事后看来，退休工人的这一席话，对我们而言顶多是一时面子上过不去，但老N说，那是关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问题，不可调和，也无从原谅的。由此，老N提出了与会计离婚，态度异常坚决。我们几个相约去劝解，老N什么也没有说，只不停地举起杯盏大口大口地喝酒。因为孩子，一开始会计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婚，但在老N的坚持下，会计不得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老N主动要了孩子，把家里的积蓄都给了会计。因为长期经营不善，老早就听说会计所在的那家小型国营企业随时可能倒闭，老N说，夫妻一场，他不想让会计此后的生活无着无落，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跟着会计吃不必要的苦。
后来的一天，我去东城街办事，走到街尾的那个拐角时，猛然在人群之中撞见了会计。许久未见，会计的肚皮又一次高挺了起来——和老N离婚之后，会计很快便又结了婚。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嫂子，她愣了一下，圆盘形的脸上随即挂满笑意。对我无意间发出的口误，会计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看着她，跟着不好意思地笑笑。会计笑起来的时候，圆盘形的脸上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