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多种文化交融的开放时代，诗歌内容的丰富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在诗歌领域的体现。《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中，涉及妇女的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以描写妇女为主的诗大约有六千七百首。而这一时期伟大的诗人李白直接或间接描写到女性的作品有80余首之多，约占总书1/10，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描写题材之广、主题开掘之深、艺术视角之全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李白凭借其真挚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各种类型女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妇女状况。
一、女性存在的“物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文化，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陪衬与附庸，男权话语几乎剥夺了女性全部的社会生活权利。处于这一时代的李白，其诗歌无疑也深深地烙上了男权话语的印记。由于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女性成为男性赏玩的对象而渐趋物化。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到：“她(女人)完全是他者，是完全的次要的全部。作为他人，她和她的本身是不同的，至少在男人想象中她是不同的。”[2]在男权话语主导的社会中，物化了的美女形象不过是男性诗人创造的灵感。如克罗齐所言：“老美学家鲍姆嘉登劝诗人借骑马，喝不过量的酒，并且(如果他们无邪念)看美人来找灵感。”[3]
“诗仙”李白亦难逃其窠臼。王安石就曾指出：“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4]唐代性观念开放，武舟在《中国妓女生活史》中写道：
唐代不仅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个性自由比较发展的时代……从宫廷到都市，从贵族到民间，不仅男子可以纳妾狎妓，寡妇也可以改适他人;至于公主偷情、士子私恋的风流韵事也屡见不鲜……[5]
唐代携妓之风广为盛行，皇家有梨园、教坊，官僚们也有自己蓄养的女妓。当时的妓，即女奴，对于她们，可以教之习歌舞，也可以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侍妾，或者作为器物一样赠送给别人，李白就曾把自己的金陵子送给卢六，他还写诗以纪念这件事，如《出妓金陵子呈庐六四首》(其一)：“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诗题目中的一个“呈”字将金陵子作为人应具有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剥夺了。李白站在传统男权文化的立场上，将妓女作为美的化身和倾慕的对象来抒写，是自身情感缺失的体现，妓女的存在，实质是男性借这种补偿得到性爱灵与肉的统一。而且他们对妓女能有一技之长，或懂音韵，或擅歌舞，或通诗词，或博棋琴，只有这样才能为士大夫所赏识。《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游谒其中。诗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6]
诸多的诗人都与名妓薛涛有往来，他们因为艺术旨趣相投而走在一起，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李白与金陵子的交往便是如此。他们的这种狎妓心态正体现出男性希望借此种方式实现灵与肉的和谐完满统一。
二、美女物化与诗人的政治之恋
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赋予了君臣、父子、夫妻以同构的关系，美女在父权夫权的统领之下，逐渐被抽象成美的代名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赋予了审美内涵的对象，她们常常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象征，同时，也暗含着诗人们浓郁的政治之恋，美女常常成为暗示政治仕途的一种象征，众多的女性题材的诗歌含有浓厚的比兴色彩和政治色彩，表达着失意诗人的政治之恋。受这种写作传统的影响，李白的女性题材诗歌也有许多表达的是其政治之恋或者是政治失意之感。用美人对君王的思慕和追求来表现“怀才抱艺之士，唯恐未见用之时而老之将至，思得君子而附离，与共爵位而用世也”。《感兴六首》中的瑶姬、宓妃是天上的仙姝，姿色绝艳，风采出尘，然而，君王并不宠幸她们，她们对君王也是同样，“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宛转入宵梦，无心向楚君”。这些女性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折射，表达着对玄宗的不满、愤慨以及自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感伤。看来，诗人虽想追求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一体君臣”关系，只是这种想法终难实现，虽曾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自负和狂喜之情到最后也不过是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告终。被赐金放还的结局如同男女爱情的破裂一样，李白是政治上的失恋者，“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
此外，李白女性题材诗歌中还有一些是借遭妒的女子形象来表达自己因才高而被遭妒遭谄这一深意的，如《玉壶吟》中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于阗采花》中的“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等等，都是在抒发自己因被杨贵妃、高力士等所谗而遭到君王抛弃的怨怼之情。虽如此，李白在内心深处还是深深地眷恋着自己心中的君主，只是他虽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但他遇到的早已不是早期励精图治的明君李隆基了，而是声色犬马的唐玄宗，玄宗只是想把他作为朝廷的装饰品，这让胸怀大志、有着强烈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李白非常苦闷，李白通过女性题材所表达的政治之恋其实体现出的是夫妻——君臣二人的关系，在这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中，李白上演的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
三、女性对男权的依附与僭越
李白笔下依附于男性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慑于皇权之下的上层贵族妇女。在封建社会，后妃们虽然有着显赫的地位，但同样也受着社会、家族、男权的多重压迫，昔日她们凭借年轻和美貌获得君王的恩宠，但色衰恩弛之后等待她们的却是无尽的幽怨。《宫中行乐词八首》、《阳春歌》等表明她们衣食无忧，生活奢华，但《怨歌行》中的“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又何尝不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身上深刻地揭示了男权制下的唐朝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卑微命运。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超越时代的传统伦理秩序而对真龙天子乃至整个社会体制产生怀疑和否定，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可怜的女性。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看来，实则是一部女性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被丑化讽刺的历史。 第二类是困于夫权之中的思妇、怨妇、弃妇形象。李白写的女子相思之情的诗尤为多。如描写少女朦胧含蓄的思春闲愁，如《玉阶怨》、《渌水曲》等;描写思妇对在外举仕、漫游、为官以及经商的丈夫的缠绵悱恻的思念，如《乌夜啼》、《久别离》、《代赠远》、《长干行》、《独不见》;或者描写征人妇对戍守边塞的丈夫的不满、关切、思念、希冀，如《北风行》、《子夜吴歌》、《黄葛篇》、《思边》等。这些艳丽多情的女性形象往往对男性抱有一种强烈的思和怨，情感处于热切渴求状态而又求之不得，这些形象，正是男性标榜自身、突出男权中心的体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不得不依赖丈夫，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对女性的极大压迫，她们无名分无地位，“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中山孺子妾歌》)，“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白头吟》)，“不叹君弃妾，自叹妾缘业”，被抛弃了却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女子命运的悲哀实是让人感伤、哀叹。
李白在用饱含同情的笔触倾诉了妇女的不幸的同时，又写了对男权做出挑战的女性形象。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的女子形象。她有着高超的武艺，通神的剑术，勇敢无畏的精神，面对仇人，大义凛然“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她们身负不共戴天的大仇却无法申冤，才导致复仇行动的出现，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其实是歌颂不为强暴的弱者，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此外，还有活泼、大胆、俏皮、佻达的女子形象，如《越女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她们有着天真纯朴的一面，展现着自己真实的个性。而胡姬这类的形象更是颠覆了男女之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唐时女性较为开放，不少妇女都走出门外，甚至从事社会职业，如《金陵酒肆留别》有诗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吴姬们在酒店里张罗待客不过是当时女性生活的一个表现而已。这些女子的行为都是在努力挣脱着男性给她们的束缚，而去展现自己真实的个性风采。
总之，在李白笔下塑造的这一系列的女性，从上层贵妇到下层民女，从东海勇妇到弃妇怨女，从女道士到女仙人，从侠女勇妇到女妓，这些形象身上无不倾注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她们作为一种意象被纳入了男性视角和思维模式中，展现着传统男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