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家坤，伙同情妇收受六名行贿人财物共计2929万元，成为又一个因包养情妇而被判刑的贪官。
刘家坤由一个“勤廉兼优干部”沦为与情人合伙受贿的罪犯，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做人做事的所谓“底线”。
被认为“做事很有底线”的刘家坤，遵守的是什么样的“底线”呢?先看看他情欲上的“底线”吧。最初刘家坤与“美丽富姐”赵晓莉达成包养的“默契”，是看中了经商的“富姐”“不差钱”，因而不会隔三差五地伸手找他要钱。他给情妇划定的底线是：“咱俩好归好，但无论谁送钱你都不能收，一次也不行。”
与包养的情妇划定“不许收钱，一次都不行”的“底线”，看上去很“正义”、很“廉洁”，也很苛刻，可不要忘了一个大前提：他是党员领导干部，包养情妇本身就违背了党纪国法。大的原则问题上早已“越轨”，在余下的细节问题上，还有什么“底线”可保呢!
不只是刘家坤。关于“底线”在更多贪官身上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将贪贿的底线设定为“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有的人将受贿的底线设定为“只收5000元以下的，超过5000元不收”;有的人将受贿的底线设定为“只收有把握的人的钱，不收不托底的人的钱”，等等。结果如何?“下不为例”成了次次成例;限定的钱数越扩越大，给少了反倒觉得不过瘾;收来收去，也顾不过来有把握没把握了，干脆来者不拒、一概收下——底线一破再破，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底线”究竟在哪儿了!
什么是底线?底线就是最低线。有人曾给道德底线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道德底线，就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也就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那条最后防线。我理解，设定这条道德底线的初衷是出于“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全面堕落”的好意。但尽管如此，还是让人难以苟同。笔者十年前曾在《模糊的底线》一文中对“道德底线”予以否定。其原因，一是“道德底线”太模糊，无法遵循;二是“底线”的标准太低——“不违法”的道德底线，与违法犯罪常常也就是一步之遥。像刘家坤那样，给自己划定低得不能再低的做人做事“底线”，结果又怎样呢?
话说到这里，这条“底线”到底是一条什么线呢?它是一条降低对自己要求的线;是不求进取、放纵自己的线;是授人以柄，将自己的“短板”“软肋”暴露无遗的线。所以，它不是一条护人、救人的线，而是一条坑人、害人的线。
在一个以竞争和发展为主导的社会，需要人们奋发向上、奋勇争先，退守“底线”既不符合中华民族为人处世的优良传统，亦有悖于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以所谓“守护底线”自慰、自喜乃至自尊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在那篇《模糊的底线》一文中，引用了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的一句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都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一样，但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与时代同步，与文明同行，却是起码的要求。这不但需要远离犯罪，还要远离那条所谓的“道德底线”。
至于身为人民公仆的党员领导干部，本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焉能降格以求，给自己设什么“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