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
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的弱势者群体的灵魂的皈依。
她的善的爱、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
当她以书写的方式表达着所有这些的时候，无视任何范式，而创造出了极具个人特质的自由的风格。
在她的一百余万字的文学遗产中，至少有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堪称经典之作。
01婚恋史：生为女人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
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五四的大潮已落，而流风仍在。这时，萧红已经是一个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和鲁迅的《伤逝》的青年了。
为了求得新知和爱情，她决然离家出走，远赴北平。
正如鲁迅在题作《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中说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由于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半年之后，她被迫返回老家，遭到软禁;不久，又逃了出来，流浪在哈尔滨街头。最后，在打熬不下去时，她只好找未婚夫王恩甲，开始有条件的同居。
很快，萧红发现受骗，于是再往北平，试图寻找一种独立的生活。王恩甲追踪而至，结果返回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实际上成了“人质”。
在她怀孕数月的时候，王恩甲弃她而去，所欠旅馆的巨额费用全部押在她的身上。旅馆发出警告，如果她无力偿还，将有被卖做妓女的危险。
瞿秋白
萧红在绝望之际，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援。这时，作为报社的一名业余编辑的萧军出现了。两人迅即坠入爱河。
稍后，萧红趁哈尔滨发大水的机会逃了出去，与萧军结合。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在医院里产下一个女婴，贫困中被迫送人;正是这“弃儿”，成为她，一位无力抚养孩子的年轻母亲的永久的伤痛。
此后，他们一面维持生计，一面开始写作，在朋友的资助下，出版了两个人的作品合集《跋涉》，但是随即遭到查禁。
当时，整个东北已经沦为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他们不愿做亡国奴，于1934年6月逃离“满州国”，南下青岛，继迁上海，过起动荡的流亡生活。
在上海，他们找到鲁迅。正如萧红说的，“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飘泊的灵魂”。通过鲁迅，他们的文稿陆续得到发表，在十里洋场中很快便站稳了脚跟。
就在他们冉冉上升为两颗闪耀的文坛新星的时候，家庭共同体出现了可怕的裂痕。
对于萧军，萧红是爱的，感激的，但也有着明显的不满。
主要是因为，萧军一直以强大者和保护者自居，对萧红缺乏必要的尊重，时有发生的戏谑与讥嘲，也是脆弱的萧红所不能忍受的;尤其是家庭暴力，譬如为作家靳以和梅志所见证的脸部外伤，所给予萧红的屈辱和损害是深重的。
萧军的婚外恋，使萧红自觉被抛弃，加剧了内心的创痛;为此，她曾经一度远走东京;回国后，第三次流寓北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生活所加于萧红的痛楚，虽然一时为抗日的热情所遮蔽，而伤口仍然因了某种契机而暴露出来。1938年春，在西安，她终于与萧军在平静中艰难分手了。
继而相恋同居的，是东北作家端木蕻良。这种关系，萧红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有阳光的日子毕竟短暂。命运再一次戏弄萧红。当时，她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当她由武汉至重庆，直至产下这男婴，端木蕻良都不曾陪伴在她的旁侧。
她孤独，失望，无助，出院时对白朗说：“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在骆宾基根据萧红生前所述写成的《萧红小传》中，写到端木蕻良对萧红的两次“遗弃”：
一次在武汉，他拿到一张船票以后，抢先撤退至重庆，留下萧红一个人耽在原地，不但行动不便，在经济上也得靠朋友接济。
还有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萧红病重住院，他不告而别，一共长达十八天，把照顾病人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一个认识未久的朋友骆宾基身上。
据萧红的朋友孙陵提供的材料，萧红最后曾用铅笔在纸条上写下“我恨端木”几个字。
在香港，萧红曾经计划摆脱端木蕻良，但却迁延着没有实行。其中，一是如她所说，为女性惯于做“牺牲”的惰性所致;再就是身体过于虚弱，一切潜在的病症都暴露出来了。她一时拿不出力量拯救自己。
当时，她还抱有一个幻想，就是端木蕻良曾经许诺让她到北平他的三哥家里去养病。在长期的漂泊生涯中，她一直渴望健康和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然而，未及等到最后，美梦就幻灭了。
自由和爱情都是萧红所追求的。结果，她死在追求的道路上。她一生所承受的不幸、屈辱和痛苦，至少有一半来自她的“爱人”。而且，他们都是追赶新文化运动大潮过来的人!
萧红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呢?
她这样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02生活史：贫困体验
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构成为她的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萧红这样被饥饿、寒冷、疾病逼到无可退避的死角而孤立无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性，要具有怎样的自由意志，方可以抵御这一切!
萧红的穷困生活，有过两个严重的阶段：最先是一个人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稍后是同萧军一起生活于商市街。
萧红的自叙性散文《商市街》，忠实地记录了后一阶段的生活和个人的感受。美国学者葛浩文认为，本书可以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相比拟。
奥威尔在书中描写的流浪生活，比如饥饿，典当，失去工作的恐慌与无聊，等等，许多情形与萧红的遭遇是相似的。
萧红在散文中，留下了只身流浪时饥寒交迫，呼告无门的片断情景，她饿着肚子，穿着单薄的衣服，通孔的凉鞋，无目的地行走在冰雪的大街上。
铜板一天天减少，在寒夜里，差点连喝一杯热浆汁的钱也凑不够。她曾经找过亲戚，大门紧锁;去找熟人，熟人早已迁移。
在深冬的夜里，她感到身上的力量完全用尽了，双脚冻得麻木，昏沉中，被一个做皮肉生意的老太婆领到家里过夜。
当她在狭窄而阴暗的屋里醒来，发现套鞋被偷了;离开前，老太婆又要她留下一件衣服典当，充作她的住宿费。她像做了恶梦一般，从身上褪下单衫就走了。
她这样写下自己流浪街头的感受：“当我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我觉得她们比我幸福。”
萧红一无所有，即使她和萧军生活在一起时，也同样一无所有。
《商市街》有多篇文章写到贫穷、饥饿与寒冷。萧红称萧军是“一条受冻受饿的犬”，其实她也一样，只是一条在外面奔跑，找职业，一条在家里忙碌，煮饭或擦地板而已。
两个人都曾经借过钱，典当过;借钱总是很少，三角，五角，借到一元是很稀有的事。萧军在大风雪天出外是没有皮帽的，他借来的夹外衣，常常两个人穿，等他从外面回来，萧红就披起来忙活。
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萧红就站在炉旁;更冷的时候，甚至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如果没有了生火的木柈，她就披着被子坐在床上，日夜不离。
有时，她把两只脚伸进炉膛里去，两腿伸得笔直，就这样对着炉门，一面取暖一面看书。萧军进门看见，还取笑说她是在“烤火腿”。
大雪总是给萧红带来不安和恐怖。半夜里，她冻得全身冰凉，即使睡去，也尽做着冻死冻僵的恶梦。
她这样描述冬雪对她的侵袭：
“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地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
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饥饿和寒冷紧紧追逮着萧红。她常常连黑面包也吃不起。因为没有钱，早上卖面包的人提着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到过道里卖，她始终没敢推开门。
萧红有一篇题作《饿》的文章，其中有为了面包，她决心做偷儿的一段：
……黎明还没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人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法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轻轻扭动钥匙，门一点响动也没有。探头看了看，“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
……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如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
萧红当时的生活境况，实际上比一般的城市贫民还要差。
所以，她向聂绀弩说起文学时，会说在她的小说中叙说的众多“奴隶”，地位比她高，处境比她好;她不配悲悯他们，而应该是他们悲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