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虽顶着名门的光环出身，却是贵族的没落者，冷酷残暴的父亲与新思潮熏陶下的母亲之间不睦的婚姻让张爱玲在人物设置方面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出身普通家的女儿身上;童年经历过的亲情的冷漠化作灰色记忆，幻化为文本中撕碎千百年来裹挟在亲情上层层面纱的幕后主使;中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张爱玲飘零的生活，使得其在书写“房子”这一意象时倾注了不一样的感情。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创作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02
被譽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盘中餐”，在反复“咀嚼”中，文本的价值意义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挖掘，以往的研究评论大都从人物形象分析、思想内容剖析等方面切入。笔者试图以心理学为窗口，企望从中窥视到张爱玲《金锁记》的创作心路。
一
张爱玲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伦，外祖父李鸿章更是留名史册。出生在这样一个煊赫家庭里的张爱玲为何要将目光聚焦在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身上?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探讨一下张爱玲的创作心理。
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汨汨不息的创作源泉，文学创作总是在现实活的舞台上肆意飞扬。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又决定了作家的文本创作是对现实生活的攫取与升华。作家在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设置什么样的情节，塑造什么样的人物等方面都是经过一番推敲的。张爱玲选择曹七巧这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作为主人公是有其深意的。张爱玲虽出身名门，然而此带给她的光彩与荣耀却犹如落日余晖，微弱而暗淡。她出生时已是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后，祖父与外祖父的光辉已普照不到她生活的大地，只能作为佳话被传颂。父亲是封建遗少，母亲则是时尚前卫的新派女性代表，阶级出身的差异为日后父母的婚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由于父母观念的迥异，张爱玲几乎是伴着父母的争吵声成长的。母亲又多次出国，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处于缺席状态。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张爱玲的名门出身并没有给她带来和睦的家庭。张爱玲选取与她出身于显赫家世截然不同的曹七巧这一麻油店老板女儿作为表现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巧，即美好的意思。张爱玲为主人公取名曹七巧显然寄托了她自己的情感。未出嫁的曹七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张爱玲少女时代的投射。她们都有着对爱情、对家庭的期许，然而曹七巧被卖的姜公馆的一刻就意味着曹七巧与张爱玲共同梦想的破灭。无论是出身于贵族阶级还是平常百姓家，人的愿望总是遥不可及，这也更加衬托出张爱玲作品的苍凉底色。
“童年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倾向和特点的形成至为关键，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环境中的人、事、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他成长后的政治观点、事业选择、生活方式等”。[1]张爱玲童年的经历形成了她敏感而内倾甚至自卑的性格特点。荣格指出，内倾的特点是：“把自我和主观心理过程放在对象和客观过程之上，或者无论如何总要坚持它对抗客观对象的阵地。因此这种态度就给予主体一种比对象更高的价值……客观对象仅仅不过是主体心理内容的外在标志。”[2]张爱玲对曹七巧人物身份的选择就是作者以外在文体意识的高扬来对抗客体以超越自卑的表现。
二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用冷峻而犀利的笔法为亲情编织了一场黄粱美梦。自古为人所传颂的亲情到张爱玲笔下成了被鞭挞的对象。在《金锁记》中，曹七巧身为人母，却变态式的亲手毁掉儿子女儿的幸福，使得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光的存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一用来歌颂伟大母亲的诗句在曹七巧身上却失去了功力。张爱玲为什么要将被歌颂的母亲形象放在审判台上?这与她深层次的心理也有关系。
海明威在回答对作家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说：“不愉快的童年。”[3]显然，张爱玲是符合这个条件的。生长在离异的家庭里，父亲对她拳脚相加，甚至将她关禁闭，张爱玲始终没有体会到父爱，在她的意识里是没有一个理想父亲的范式的。母亲崇尚西方文明，多次出国，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诚然，父亲的冷漠与母亲的出走确是张爱玲选择撕碎裹挟在亲情表面的面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却不构成张爱玲解构亲情的充要条件。
1942年与胡兰成相遇的一代才女张爱玲便飞蛾扑火般的坠入爱河，然而胡兰成却并没有回应以同样的热情。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然而仅结婚四个月后的胡兰成便结识护士周训德，并与之相恋。1946年又全然不顾及张爱玲的感受与范秀美同居。飞蛾扑火换来的却是这场感情荒唐的收场。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她的孤独感，自卑感。敏感的内省气质与自小便感受到的冷漠家庭气氛相碰撞，使她逐渐养成一种怀疑进而偏执的心态注视身边的一切情感。在描写亲情时，这种怀疑的精神便由隐性到显性，侧面影响着她对亲情的书写策略。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租借，抗日战争对其影响甚微。然而她在香港求学期间却亲身经历了香港大战，18天的战争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张爱玲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剧烈的影响，昔日华丽的城池如今已是乱象横生，在经历家事变迁，人情冷暖后的张爱玲应已学会如何在人人自危的年代的生存下来，然而枪声炮火对她的影响却是空前的，这让她对人类处境、人性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因为战争，她不能去伦敦大学而选择了香港大学，随后又与牛津大学失之交臂，战争让她辗转于香港与上海两个城市。“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4]这种“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漂流感让张爱玲对“家”这个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从小就被家拒之门外，成年后又眼见乱世，家的和睦温馨始终只存在于他人世界，于张爱玲而言太过奢侈。童庆炳指出，只有经过作家体验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创作客体。张爱玲没有体验过家的其乐融融，自然很难写出家是温暖港湾的感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金锁记》中写出的亲情让人毛骨悚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张爱玲是一位“煞风景”的作家，她为人类最珍贵的亲情浸染了一抹孤独而又苍凉的底色。 三
我国著名理论家李渔指出“人之不能无屋，如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5]房屋，不仅是人类的物质保障，人与房屋之间的精神联系亦值得深探。中国以“家文化”为依托，房屋成为构成“家”的空间物质载体。华人故有的家园情节让“房屋”这一载体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高度发展的当下，房子不仅是物质保障，更是有了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义，很多人在结婚前会将有房做为择偶的标准之一，“房奴”比比皆是，从心理学上讲，房子象征人的心灵，是人的内心基本状态和情绪基调的显现，是安全感的外化形式。当房子这一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便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要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房子”意象的书写策略，不妨从她生活过的房子以及这与她心理之间隐秘的关系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张爱玲飘零的生活决定了她住房的不稳定性。出生于上海租界仙逝于美国一个小公馆的张爱玲一生住过的地方相对而言是很多的。《张爱玲地图》很好了勾勒出了张爱玲一生的生活轨迹。从上海石库门房子到陕西南路宝隆花园，再到一栋西式洋楼，之后又分别住过开纳公寓、常德公寓(爱丁顿公寓)、锦江饭店、南华公寓，以及长江公寓，去美国之后的她也是屡次搬家。尽管搬了这么多次家，张爱玲对于所住过的房屋却甚少提及。在这里不妨首先将张爱玲提及有关房屋的文字加以梳理。
母亲回国后，“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徒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朋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端。”[6]张爱玲此时是欢喜的，母亲的归来带给了她新希望。后母执政后想搬去西式洋楼，这本是李鸿章给张爱玲祖母的陪嫁，亦是张爱玲自小生活过的地方，重回故居难免有些郁闷，张爱玲如是说：“房间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7]被父亲幽禁时，“我生在里面的这间房屋忽然变的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出现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那静静的杀机。”[8]在与父亲决裂后，“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沉下去，沉下去。”[9]
从以上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房间的形象染上了张爱玲强烈的心理色彩，它俨然成了张爱玲“心房”的外化。房子的明暗、色彩都浸染了张爱玲的心理状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笔下对房子的书写。《金锁记》中“姜家的洋房虽然是新式的，敞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色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10]描写七巧房间时指出“屋里暗昏昏的，拉上了丝绒窗帘。时而窗户缝里漏了风进来，帘子动了，方才在那墨绿小绒球底下毛茸茸地看见一点天色。”[11]张爱玲对曹七巧生活过的地方均处以冷色调，充满了一种阴凉诡异的感觉，似乎只有像曹七巧这般疯狂趋近变态的人才能与之相配。昏沉死寂的屋子与曹七巧荒凉无助的心境互相映衬，房子成为曹七巧心境的物化形式。生活在这样的房间里的人無不像曹七巧一样犹如玻璃窗里的标本，明艳却凄怆。从张爱玲生活过的房子中窥探到房子与心理的隐秘关系，这种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支配着所谓“人心营构之象”的房子的书写，“营构”出的房子不仅仅具有生存空间，更具有意象化空间。
参考文献：
[1]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冯川，苏克.荣格作品集·心理学与文学[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4.
[3]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
[4][7][8]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李渔.《闲情偶寄》[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0.
[6][9]张均.《张爱玲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0][11]张爱玲.《金锁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