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及《长恨歌》，除了王安忆的小说，一般都会想到历史上的另一篇同名长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本文通过从素材来源、政治态度、两性关系、人与时代这几个方面，分析这两部同名作品的异同之处，揭示王安忆的《长恨歌》对白居易《长恨歌》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体会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王安忆;白居易;长恨歌;继承;发展。
作者简介：孙园园，女，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秘书学专业在读本科生;宫芳，女，宁波大红鹰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02
王安忆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命名为《长恨歌》并非偶然。阅读这篇小说时，读者会看到“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等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诗句。这些诗句都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述诗《长恨歌》，这两部同名作品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可见一斑。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这两部作品的异同之处，揭示王安忆的《长恨歌》对白居易《长恨歌》的继承与发展。
一、素材来源
这两部作品都塑造了一位美丽而悲情的女性，以其情感经历为叙事主线，而且故事素材都是间接得来的，并非作者亲历。两位作家都是用自己超凡的艺术想象将一个“听来的故事”建构编织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据报载，王安忆偶然间看到了某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新闻，令她十分感兴趣，这则新闻也成为了写作《长恨歌》的素材。她曾在接受相关采访的时候说道：“我是很偶然地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当然這个素材和后来的小说又有了很大的距离。当时留在我脑中的最简单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40年代的上海选美小姐在80年代被一个社会流氓给杀了。这非常非常吸引我，这个脉络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距离非常遥远。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个上海小姐她怎么会和一个流氓混迹在一起，这就需要我做很多推理。其实小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1]
无独有偶，白居易《长恨歌》也有一段来历。唐宪宗年间，白居易、陈鸿、王质夫三位好友去仙游寺游玩，听到当地流传的关于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三人皆十分感叹。于是，王质夫建议“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以此为素材写一首长诗，建议爱好历史、擅长于作传奇小说的陈鸿以此为素材写一篇传记，希望二者能相辅相成，也好共同传之后世。因为白居易的长诗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尤其深受这两位朋友的喜爱和赞赏，所以他们就称白居易的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陈鸿的那篇传叫《长恨歌传》。[2]这一诗一传一经问世，果然广受赞誉，尤其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百世流芳。
二、政治态度
不管是白居易还是王安忆，在他们二位不同时期的这两部佳作里，所反映出的共同努力是：淡化政治人物的政治身份，虚化人物所处时代中的重大政治及历史事件。这种处理昭示了两位作者共通的“生活至上”、“艺术至上”的写作态度。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是与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湘灵的婚事被德高望重的母亲‘利剑春断连理枝’(白居易《潜别离》)扼杀后心情极其痛苦的时候，对自我爱情的感伤因而投注到了李、杨故事中，因此《长恨歌》也就被白居易归入了‘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3]作者个人情感的投射，使得爱情之缠绵、别离之长恨成为了全诗的主旋律，而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却退居其次。作者超越历史素材之上的艺术创造，使得李、杨的爱情故事突破了皇帝妃子的俗套，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
王安忆的《长恨歌》延续了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在作品中频繁地倾注着自己“世俗化”、“日常化”的历史观。“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以往通过历史事件来反映历史的做法本身就是极不可靠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民间日常生活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展开其自身形态”[4]。于是，作者淡化了小说的历史背景，读者只能依稀感受到“解放”、“反右”、“文革”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女主人公的命运像一条小船在历史的长河中荡漾，却始终按照自己的方向缓缓前行着。真真切切、浓墨重彩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王琦瑶安安稳稳、有滋有味甚至琐琐碎碎的小日子，这就是生活的艺术。
三、两性关系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君主，在事情的把握上拥有绝对的主权，而杨玉环只是一个依附于李隆基的美丽女人。尽管诗歌中杨玉环在生前身后都对李隆基产生很大影响。但在现实的利益抉择面前，再优秀的女性也依然是被损害和被抛弃的对象，只能在其死后被赞美、被缅怀。这不仅反映封建时代广大女性的共同命运，也体现出白居易对两性关系的理解。
而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康明逊、萨沙、老克腊在王琦瑶的生命中，作为男性是不成熟的，需要女性的包容和谅解。康明逊虽然是王琦瑶心仪的对象，但他懦弱无能，缺少主见，最终只能依靠女人的大度与果敢逃离感情困境;萨沙虽有特殊背景，但是在王琦瑶心中不过是一个多疑而幼稚的孩子，令她心生愧疚与爱怜;老克腊虽然是王琦瑶的崇拜者，但是他崇拜的只是旧时代的情调，当他发现了王琦瑶的衰老与陈腐，就想转身而去。而这时，王琦瑶就化身为李主任一样的男性角色，想用金钱来挽留情人，虽然没能得逞。其他男人如李主任、陈先生等，也只是女主角漫长生命之旅中的一个过客，最终结束女主角性命的不过是个令人惊愕的意外而已。
在王安忆的笔下，王琦瑶任自开花结果、花繁花落、孤芳自赏，体现了作家对两性关系的独特理解：女性的生命可因男性而多彩，却不会动摇;男性可以影响女性，更需要女性的理解和包容。
四、人与时代
王琦瑶和杨玉环的命运乍看颇为相似，都是由闺阁佳人转变为权贵之妾，名闻天下却不得善终。然而，细细看来，这命运的轮回中又有着诸多不同。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杨玉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皇权集中、以帝为尊的封建王朝时代。男权为上，女性地位低下。杨玉环的生死也维系在唐玄宗李隆基的身上，没有自主权。“红颜薄命”与“红颜祸水”的时代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杨玉环的命运在当时是令人叹惋又理所当然的。杨玉环的“长恨”是爱情和生命不能自主的哀怨。
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封建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造就了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城市女性作为摩登文明的代表被推到了舞台前沿，男权则成为一种潜在的主宰力量，影响着女人的命运。台上光彩夺目的“上海小姐”虽是女人的梦想，台下手握实权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评委。一顶“三小姐”的桂冠，不过是王琦瑶走向李主任小公馆的敲门砖。错误的开始似乎预示了王琦瑶悲凉的结局。
然而，王安忆看到了，王琦瑶的悲剧不仅与她身处的时代有关，更与她自身的性格和心理有关，即欲望扩张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作为一个小市民阶级，在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王琦瑶不可自制地受到上流社会的价值标准的引导。她自卑自怜，虚荣拜金，即使屈居情妇的地位，也要借此挤入上流社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可好景不长，李主任罹难，但她并没有安于生活现状，又自欺欺人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分的梦境，开始了她与众不同、随性扭曲的生活。在这种欲望的笼罩下，她从未真正爱过，也从未真正得到过和谐与安宁。小家碧玉的王琦瑶，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着她的欲望，没有真正的爱过，也没有得到过内心的充实与宁静，却满是梦想受挫的哀怨，这便是王琦瑶的一腔“长恨”。令人感慨的是，那盒用她自己年轻美丽的容颜和身体换来的金条，一辈子没怎么舍得用，却最终招致了她的惨死。从这个结局上看，王琦瑶的悲剧正是现代都市女性逃不开物质欲望的诱惑而走向毁灭的人生悲剧。
这两部同名作品的相似之处体现了文学的传承性，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更体现了文学的发展性。白居易的经典可以成为王安忆的一份底蕴，一线灵感，更可以赋予她想象的空间，开拓的路径。既有古人，更有来者。文学和文化正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造发展，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新。
注释：
[1]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
[2]白彩霞.古今《长恨歌》，形神相似有几何?——王安忆与白居易同名作品比较(一)[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
[3]李培红.一样离恨，两般韵致——白居易《長恨歌》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
[4]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