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戎昱的《咏史》是唐代咏史诗中的名篇，尤以议论见长，诗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据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记载，唐宪宗曾与朝臣讨论和亲之事，宪宗自称记得戎昱《咏史》一诗，并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朝臣遂息和戎之论。魏绛是春秋时晋国国卿，力主和戎，终使戎狄亲附，晋国复霸，是古代和戎国策的首创者，故宪宗斥其“懦”。所谓“和亲”，即是和戎的一种具体做法，汉朝为了笼络匈奴，屡遣公主(常以家人子冒名)或宫女远嫁匈奴单于，王昭君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人。作为外交手段的和亲当然有利有弊，但当汉朝处于弱势时，和亲总是带有屈辱的色彩，戎昱此诗就持此论。当然，戎诗实际上是借古讽今。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屡行和亲之计。此时唐朝无力抗击回纥、吐蕃等外族的侵扰，和亲云云，皆是屈辱之求和也。杜甫在成都所作之《警急》诗中云：“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即是有感而发。对于戎昱而言，代宗大历年间以仆固怀恩女为崇徽公主下嫁回纥，德宗时又以咸安公主下嫁回纥，皆是他曾亲闻的事例，所谓“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者，实即对现实政治之批判也。
那么，戎昱《咏史》诗中的议论到底如何?一般的咏史诗总要对所咏之史实作一番叙述，然而发表议论。此诗却打破常规，它全篇皆为议论，而且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从总体上对“和亲”这类历史现象进行议论。从议论自身而言，后人对此诗颇多佳评。如明人徐充曰：“此诗辞严义正，虽善史断者，不能过也。首二句正本之论。三、四婉言此事之非所宜。五、六实言此事之不可恃。尾乃言当时立朝之臣无能救正，岂非良、平之罪乎?若为不知，而诛及死者，责之深也。”(《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清人乔亿则曰：“颔联史论，宜宪宗诵之而廷臣和戎之议息。”(《大历诗略》)若从议论的方式而言，则清人冯班曰：“名篇。亦是议论耳，气味自然不同。意气激昂，不专作板论，所以为唐人。”纪昀则曰：“太直太尽，殊乖一唱三叹之旨。”(《瀛奎律髓汇评》卷三十)前者似有褒意，后者则是贬评。应该说，此诗的议论确有优点，主要体现在立论严正，措辞得体。首联开门见山，用“计拙”二字将和亲一笔否定。汉代最早提议和亲的是大臣刘敬，他建议汉高祖以长公主妻匈奴单于冒顿：“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公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传》)可见和亲确实是汉朝用来对付匈奴的计谋，当时也曾有所成效。戎昱直斥此计为“拙”，势如棒喝。“拙”在何处呢?下文遂即展开。颔联从正面立论：国家社稷，权在君主，责在君主。即使强敌压境，也应由君主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妇女柔弱，况且本有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她们根本无法承担国家安危的重任。然而现在竟然将国家安危的重任寄托在无位无权的妇女身上了!如此说来，在位的君主还算是“明主”吗?此联表面上只是不露声色的客观叙述，实质讥刺入骨。颈联顺势而下，直斥和亲之举并不能消除边患。历代和亲之举，虽也有汉代王昭君与唐代文成公主那种较有成效的特例，但多数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并未达到安边弭乱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当胡族能够威胁中原王朝时，一定是双方力量失去了平衡。胡族恃强侵扰中原，其目的至少是抢掠子女玉帛，乃至吞并土地，岂是获得一两个美女而已!此联以冷峻的语气进行反诘，义正辞严，不容置辩。正因如此，尾联对提出和亲之计的古代大臣进行追究，便显得理直气壮。徐充认为“地下千年骨”是指“良、平”，即汉初的张良、陈平。今考史籍未载张良、陈平曾有和亲之计，惟汉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时，曾用陈平之奇计使单于阏氏，得以解围。《史记·陈丞相世家》称“其计秘，世莫得闻”，《集解》引桓谭《新论》，以为陈平之奇计乃告诉阏氏汉将献美女予单于，单于得之必会疏远阏氏云云，以挑拨阏氏而解围。即使此说属实，陈平之计也与和亲貌似实异，因其性质并非献媚而是挑拨也。所以“良、平”不过是汉初大臣之代称，实指刘敬之辈。无名氏评此联曰：“此事固为一时将相之羞，然刘敬作俑，尤当首诛。”(《瀛奎律髓汇评》)诛心之论，不为过分。
如果置于唐宋诗史的整体背景，戎昱《咏史》诗在议论上的成就又如何呢?在现存的唐宋诗文献中，像戎诗这样从总体上泛论和亲的作品似为孤例，我们只能用有具体对象的咏史诗来作比较。首先是晚唐诗人李山甫的《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一拓纤痕更不收，翠微苍藓几经秋。谁陈帝子和亲策，我是男兒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淡烟笼著恨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旁与吞声未忍休。”相传崇徽公主远嫁回纥路经阴地关(今在山西灵石)，曾在石壁上留下掌痕，后人刻碑纪念之。此诗是一般的咏史诗写法，即描写历史遗迹，并抒发对历史的感慨。其中惟有次联是议论，对公主和亲的国策表示不满，并表示男儿不能卫国御侮而感到羞耻。显然，虽然此诗的艺术水准并不低于戎诗，但就其议论而言，此诗不如戎昱诗之深刻透辟。由此可见，戎昱诗的议论居于唐代咏史诗之上乘。
无独有偶，宋诗中也有一首主题与李山甫诗相同的作品，就是欧阳修的《唐崇徽公主手痕》：“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此诗的颈联以其议论深得后人赞叹。朱熹曰：“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清人赵翼也赞曰：“此何等议论，乃熔铸于十四字中，自然英光四射。”(《瓯北诗话》卷一一)那么，欧诗的议论究竟好在哪里呢?从议论的内容而言，欧诗并无独特之处。前句同情和亲之女子因貌惹祸，以致埋魂异国。后句谴责公卿谋国无方，但能牺牲弱女子以和戎。但是欧诗议论的艺术水准则远迈两首唐诗。试作比较：戎诗与李诗，其议论皆是直接道出，毫无馀蕴，纪昀评前者曰“太直太尽”，其实后者也有同病。欧诗则皆以慨叹出之，前句对公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其人远嫁异国，至死不返，她有什么过错而遭此恶运?莫非美貌就是命运的拖累?后句批判朝臣之祸国殃民：古语云“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诗中所抨击的“肉食”，岂止是未能远谋，而且是“何曾与国谋”，意即他们身居高位仅为谋取富贵尊荣，对国家安危则漠然视之。所以欧诗的议论不仅深切痛快，而且意蕴无尽，读后发人深省。此外，欧诗对仗精工，意脉曲折，在艺术上远胜戎诗之质木浅直。当然，议论的手段本是到了宋诗才得到长足发展的，故戎诗之议论虽稍逊于欧诗，但并不影响其在唐诗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