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对服饰总有一种贴心贴肺的爱，并且怀着一种热切的喜好。美的服饰具有一种审美的性质，因此，女人总会通过它来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让每天的日子过得像一幅生动的水彩画。对服饰的爱早已变得大众化，想要传出一道风景却实属不易。
人云亦云一般地跟着时尚潮流走固然是紧要的，但是只有穿出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才是真正有品位的女人。衣服能透过一个女人内在的性情，因此它是穿在身上的心灵。
弗里达就是这样一位对服饰有着自己独特喜好的墨西哥女画家。她与毕加索同一时代，毕加索也曾坦言，他画的肖像画是不及弗里达出色的，她的绘画天赋以及对美的诠释可见一斑。弗里达喜欢穿墨西哥民族服装，甚至在她婚礼当天，她也是穿着从仆人那里借来的具有民族气息的特旺纳服装。这种服饰非常美，绣花的上衣，用红色丝绒制作的长裙，裙裾镶有白色的棉布花边。裙摆上的细褶间仿佛是藏着一种轻盈和悦的鸟语，细小且稠密。这样的装束让她显得如此优雅与风情万种。
在日常生活中，她会围上精心刺绣的带流苏的西班牙丝巾，有时候会穿上多层式的大摆裙，她喜欢穿长过脚踝的裙子，因为这样可以掩饰她的伤疤和跛脚。弗里达的一生坎坷，六岁换上小儿麻痹，十八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一生做过三十二次手术，全身上下都是伤痛。或许，她是用华美的服饰来掩饰内心的痛楚与孤独。画家路西尔·布兰奇回忆说：“弗里达对她的服饰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她无论是颜色还是样式都要搭配得尽善尽美。”
她喜欢穿特旺纳服装还有另一层原因，她的丈夫迪戈喜欢这种服饰。“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用在女人身上都是极为贴切的，不管她是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也不管它是平凡女人，还是一位卓越的女画家，女人的本性里总有着这样一种取悦于人的情愫。
说到对服饰的探究，我们不得不提到民国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她曾说过，衣服是一种“袖珍戏剧”，这戏有一种华丽的苍凉感。在她还是少女的某一时期，总是穿着后母拣剩的衣服，这让她浑身都像长了疮一般难受，羞耻之心漫溢在她原本就晦暗的天空里。她在《对照记》中写道：“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当时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一些具有前朝逸风的服装，这些衣服将怀旧风格与巴黎时装风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显得摩登且艳异。她在色彩、样式、衣料、剪裁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喜好。她可以将祖母的一床夹被改成一件充满画意的衣服，可以把一件花绸衣料权充裸着的围巾，单色呢旗袍不上照，她就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她把衣服当成道具，自顾自地演起戏来。
有一次，她在香港买了一批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艳艳的花朵，嫩黄绿的叶子。这种花样在乡下也只有婴儿穿，张爱玲却将它带回上海做成一件美衣。她在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感受：“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对衣服的痴迷满足了她对细节的“华丽”幻想。
旗袍是张爱玲的最爱。这是一种精致的服饰，那欲盖弥彰的剪裁，显露出东方人体的轮廓和线条，有一种含蓄矜持的古典意蕴，又有一些“盛气凌人”的姿态。旗袍那种紧绷着芯子的式样恰好暗合了张爱玲性子里的不够明朗，她是住在衣服里的女作家，既自恋，又自闭。
1950年夏天，上海举行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当时的参会者都穿时兴的“延安装”，只有她依然穿着艳丽的旗袍，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眼神凛凛然地看着前方。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她又何以拥有“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勇气?她走到哪，哪里就是一道艳丽的风景。
能将衣服穿出内心格局的还有一位台湾女作家——三毛。
三毛曾坦言：“对于穿着，并不是不喜欢，相反的，就因为太喜欢了，反而十分固执地挑选那种自然风味的打扮。”三毛喜欢穿棉织或麻织品。她与张爱玲不一样，她不喜欢旗袍，觉得穿着是种拘束，细细碎碎地走路，迈不开步子。在她看来，服饰越粗犷越生动，她喜欢下摆宽大的长裙，走起路来能生风，这也映衬了她率真的性情。
在三毛的传记里看见这样一张照片，她穿着白色的麻质长裙站在沙漠的风里，如海藻一般的黑发被风扬起，眼帘低垂着，如同穿着裙子四处流浪的“尤里西斯”。她将东方女性的神秘与波西米亚风情装束统一在一起，给人一种浪漫的视觉感受。三毛还喜欢穿古裙，那份古雅会让她联想到站在大观园里临风涕泣的黛玉也是穿着这种裙子。她曾在《我的宝贝》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她收藏的物品以及它们背后所发生的故事。三毛懂得根据衣服的不同风格佩戴不同类型的项链和手镯，一串在加那利群岛淘的南美项链，意大利的三角形细银链，玫瑰念珠……这些饰物透着神秘与丰沃，在三毛的身上焕发出光彩。
弗里达、张爱玲与三毛，这三位带着艺术气息的女性其实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她们却都非常动人，这种动人是由内而外升腾出的一种独特的气息与涵养，既俗艳又天真。衣服是一种有生命的象形文字，它满足这些女人对自身的无限表达欲望。只有内心有定性的女人才能穿出自己独特的风韵，成为世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