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连天，古道荒原，一头蹇驴驮着个低头沉思的落魄诗人，孤独的身影，渐行渐远，偶尔传来几声驴叫，连接起落日与弯月，辛酸之中又带有几分滑稽。古代行旅生活中，驴是常见的交通工具。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骑驴出行不仅仅是古人出行方式的简单描述，其中更是包含着几许诗意的象征意味，孕育着几分独特的精神意蕴。
先秦的典籍中不见“驴”字，最早的字典《尔雅》中也找不到“驴”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提到：“驴，似马，长耳。”清人段玉裁解释道：“‘驴、骡、’太史公皆谓为匈奴奇畜，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盖秦人造之耳。”原来长相蠢笨的驴还是由西域进口而来的舶来品。驴并非中原正统所有，故一开始就带着“ 野”的色彩。
最早记载人们骑驴出行的典籍是《后汉书》。河内朝歌人向栩曾有过“骑驴入市，乞丐于人”的行为。向栩的传记见于《后汉书·独行列传》，该传记录了东汉各种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拘之人。向栩好读《老子》，喜长啸，被发似狂生，被时人视为异类。骑着毛驴进入热闹繁华的集市，自然能引来不少路人侧目。这种颇具喜剧效果的另类行为，远远超出了汉代儒家所规定的礼仪框架。东汉有一位昏庸皇帝也爱骑驴，《金楼子》中记载汉灵帝有欣赏驴子的独特癖好，曾养驴数百头，并且“常自骑之，驱驰遍京师”。东汉时期的行为艺术，却可以成为中国行旅史上的佳话。
驴与文人出行的结缘开始于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好骑驴，被任命为东平相时便是骑驴上任。《世说新语》中记载：“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东平与洛阳相距五百公里，骑驴上任，悠哉悠哉，已是另类独特;任上十日，拆毁府舍屏幛，让官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于是一郡清肃，更是超乎寻常的管理方式，然后又骑驴而去，留下一个潇洒不羁的背影。李白对此钦佩万分，写诗赞叹：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别人上任，多为八抬大轿，高头大马，阮籍却任性自然，放达无羁，偏骑着这一头小毛驴去任那地方父母官。驴不仅是东平与洛阳五百公里间的交通工具，更是成为表现名士风流的道具，与何晏口中的五石散、王导手中的麈尾一样，皆可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
驴子虽然成为魏晋文人的交通工具，但在那个时期的诗歌中仍较少出现，这个传统一直到盛唐的孟浩然才被打破。孟浩然是唐代最具标志性的布衣诗人，终生未仕，李白曾是其铁杆粉丝，“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诗名虽盛，却仍遭放还。《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描述了在严冬的清晨里和朋友杨使君道别的情景：
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欲识离魂断，长空听雁声。
严霜伴着残雪的早晨，帝都早已在身后，繁华如过眼烟云，功名亦与自己无关。长安非吾土，归心似箭，还是骑着蹇驴回到襄阳田家做自己的山人吧!金代元德明在《雪行》中写道：
五更驴背满靴霜，残雪离离草木荒。身在景中无句写，错教人比孟襄阳。
犯霜露，冒严寒，骑驴雪行。一头蹇驴让元德明想起这位盛唐诗人，追慕其令人向往的风采。明人文徵明也写过这般清冷的诗境“骑驴客子清如鹤，恐是襄阳孟浩然”。
骑驴出行在后世文人看来是十分清雅之事，而在当时唐人骑驴却是百般无奈，与自己沉沦下僚、仕途蹭蹬相关。短褐布衣象征着平民地位，释褐意味着进士及第授官。骑驴也与骑驴者的身份紧密相关。杜甫旅居长安期间写过一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中提到：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骑着毛驴进长安城赶考，然而科举落第，无奈困守长安。长安大道上车水马龙，自己的瘦小毛驴与长安城中达官贵人们的高头大马形成辛酸对比，悲辛感慨，牢骚愤激，喷薄而出。同如今一样，驴子作为交通工具，同时也是财富地位的象征。苏轼在《续丽人行》中描写杜甫的落魄无奈：“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日本诗人义堂周信在《杜甫》诗中云：
骑驴三十载，踏遍京华春。一夜沙鸥梦，九州胡马尘。
杜甫骑驴行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并且成为老杜在国际上的标准形象了。驴在速度上、气势上当然不可与马同日而语，犹如低档车和高档车的区别。但是驴的饲养成本比马底，并且繁殖率高，易存活，价格自然没有马精贵。谚语云：“谷千驽，不如养一驴。”驴比马便宜，因此驴是普通人家行旅出游的主要形式，也多为寒士举子们的交通工具。
唐人落第诗歌中总有蹇驴的身影。落第归乡，漫漫羁旅，驴子长长驴脸与愁苦皱眉的诗人相得益彰。李贺多病早衰，生活困顿，其《出城》便是诉说这般苦闷的作品：
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试万里，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
李贺在洛阳参加河南府试后，满心欢喜地来到长安城应进士举，却因避家讳，被迫不得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满腹文采却无处施展。出城归乡的路上少不了悲哀绝望。这突然的打击就像秋天的桂花遭受风雪而凋零，像一只被弹丸击伤的乌鸦，孤独无助。灞水中倒映着驴背上的孤单身影，秦地的朔风吹着低垂的帽带。空有一腔哀愁，在风雪中，在驴背上，朝着故乡的方向踽踽行进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一切景语皆情语。” 雪中的桂花，被弹的啼乌，踽踽前行的蹇驴都是诗人自己落寞心绪的流露。
行旅中骑驴多为未中举前的身份标志。韩愈在《孟生诗》中提到：“骑驴到京国， 欲和薰风琴。”诗歌写于孟郊科举落榜之时，韩愈高度评价了孟郊的人品和诗歌，借此安慰孟郊。孟郊出身贫寒，骑驴出行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不得意时的孟郊骑着毛驴，跋涉千山万水来到长安。然而一旦登科，便要“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科举老大难的孟郊已不愿再提昔日骑驴的落魄生涯。钱钟书在《论快乐》中提到：“人在高兴的时候，活的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脚似的，走的特别慢。” 在孟郊这里，登科后的快意只能用骏马来形容，疾驰的速度正是内心的欣喜，而之前落榜失意之时正如漫长归途中跛了脚的蹇驴，不知何时是尽头。 因此，唐代的诗人总是渴望宝马良驹，总是渴望气宇轩昂。清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提到：“驴鸣似哭，马啸似笑。”哭和笑正是行旅途中诗人不同境遇的象征。驴与马的关系类似于贫困与富贵的对立，类似于布衣与显贵的差别，成为不同社会地位者的显著标志。十年苦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白居易，在科举及第之后，同样表达出极度的欢欣，例如《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中写到：
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及第意味着迈开仕途的第一步，意味着人生价值的追寻成为可能。翩翩马蹄带着诗人衣锦还乡的迫切，欣喜之情早已冲淡了行旅的艰辛。而累举不中，穷困一生的贾岛在《送友人之南陵》中同样写道：“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骑驴总是让人不堪，唐人个性张扬，毫不避讳谈及自己的野心，以及对功名富贵的渴望，有如骏马般热烈奔放的入世追求。一生多病的李贺专门为马赋了二十三首诗，例如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诗歌写得恢弘壮阔，快意豪放，痛快淋漓。驰驱快走的骏马无疑是盛唐气象的代表，无疑是诗人生命感召力迸发的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向往。而归途之中的蹇驴，却总有几分落寞无奈。例如卢纶的《赠别李纷》：
头白乘驴悬布囊，一回言别泪千行。儿孙满眼无归处，唯到尊前似故乡。
在古代西方，驴的遭遇与中国相似，贫困、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以驴作为坐骑。《圣经》中有类似记载，地位寒微的耶稣便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也正是骑着一头滑稽的小毛驴。在英语与汉语中，“驴”都有“傻瓜”、“呆子”之意。驴这种脾气古怪，性格执拗，长相有点滑稽，远没有骏马帅气的动物，在中国却逐渐受到诗人、画家的偏爱。驴这一意象经过凝聚衍变之后，早已超出了贫寒和呆傻之义，有着其自身独特的审美内涵。
五代诗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 “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郑相国的一句风趣语却道出了千古文人的真心话。诗思不在白马香车的长安城中，不在富丽堂皇的相国府里，而在灞桥风雪、羁旅途中、驴子背上。诗思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江湖之远。行旅生涯的艰辛，人生境遇的困苦，无一不成为诗人的催化剂。正如韩愈所言：“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穷苦是诗歌王国中的君主，它掌握着诗歌评价标准的话语权。法国动物学家法布尔所说： 驴是善于忍受苦痛的象征。对于苦痛，诗人比驴更甚一筹，善于将苦痛转化为诗歌，投入驴背上的布囊，或是挂在嘴边吟唱。晚唐五代之后，骑驴也经历了诗意转化，从人生穷困、科考失意到追求生活的诗意。在慢腾腾、颤悠悠的毛驴背上，看云起雾散，听鸟语蛙鸣。
这灞桥风雪中，孟浩然曾低头走过，李贺曾独自伤怀过。宋代诗人宋伯仁受郑綮这番话影响，写过一首《勉吟者》：
诗不穷人穷乃工，蹇驴宜立灞桥风。安排两个推敲字，岂在梨花院落中。
诗穷而后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是北宋宰相晏殊的富贵语，养尊处优、雍容闲逸的廊庙生活难以激发诗人的灵感，只有借行旅途中的山程水驿、广阔天地来抒发诗兴。清代灞桥桥头的牌楼上，曾刻有时任陕西巡抚叶伯英的一副楹联：
诗思向谁寻，风雪一天驴背上;
容貌销欲尽，云山万里马蹄前。
诗思与驴背固定在一起，诗句工夫驴背上，驴子于是也变为诗人特有的坐骑。诗人骑驴行旅吟诗的形象深深嵌刻在人们心中。李洞《赋得送贾岛谪长江》：“敲驴吟雪月，谪出国西门。”羁旅尚千里，风雪夜未归，一轮寒月，雪地上数行蹄印，敲驴吟诗，清雅有如寒梅。陆游行旅诗中多骑驴，例如《俶装》：“蹇驴渺渺秋山雨，孤榻昏昏夜店灯。” “俶装”是整理行装之意，在驿站中短暂的休息之后，诗人又得踏上征程，连绵的秋雨为行旅增添了不便。《剑门道中遇微雨》是此类诗歌中最著名的一篇：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诗中微雨的细腻、蹇驴的瘦弱与剑门关的雄峻形成鲜明的对比，优美与壮美在同一句诗内呈现，令人拍案叫绝。在诗情画意之外，整首诗歌充满着抑郁沉痛的格调。诗人从南郑抗金前线调往成都充任闲职。报国无门，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已成一梦，壮志未酬，只有借酒消愁。“难道我仅仅是个诗人么，只能骑着毛驴进入这剑门关么?”陆游自嘲、自叹的同时，诗人骑驴的形象就更为深刻了。
唐代之后骑驴行旅从原本的身份象征，逐渐转化为一种心态上、文化上的选择。骑驴也与文人的孤傲清高相关联。金代李纯甫在《灞陵风雪》中写道：“蹇驴驼著尽诗仙，短策长鞭似有缘。政在灞陵风雪里，管是襄阳孟浩然。官家放归殊不恶，蹇驴大胜扬州鹤。”驴已成为诗人特有的坐骑。“扬州鹤”语出南朝的《殷芸小说》中，指的是升官、发财、成仙，是世俗追求的极致。穷则独善其身，“蹇驴大胜扬州鹤”是对穷困的欣赏，是对世俗追求的鄙夷，是对精神高贵的追求。
荣格在《试论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写到：“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 行旅中的蹇驴意象凝聚了无数诗人的欢乐与悲伤，同时蹇驴意象也经过时间的层层筛选，从穷困到孤傲，从穷酸到风雅，从寒士的无奈之选到诗人的专属坐骑，在中国文化中慢慢积淀着，日渐丰富。明代刘崧行旅途中有一首《雪中骑驴口号》：
京城去三千里，蹇驴动百十鞭。不是浩然踏雪，也同杜甫朝天。
旅途劳累、孤独。骑驴行千里，仿佛有孟浩然、杜甫作伴，困顿清苦也变得潇洒闲适，变得充满诗意。
李贺常骑着一头跛脚的驴子，背着一个破旧的布囊，外出寻找灵感。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中又有多少优秀篇章，是脱胎于行旅途中的颠簸，来自于驴背上的布囊中?诗人的个体感悟与生命哲思在蹇驴背上形诸语言。“驴背诗思”是古人对精神家园的叩问，是对诗意生活的追寻。蹇驴缓缓行，少了驰骛之心，看古藤老树，草色苔痕。或许这比奔驰的骏马更能亲近自然、感悟自然吧!
骑驴行旅早已超越了诗歌，浸染着文人山水画的创作。后世画家在行旅图中多借驴来表示诗人。驴背上的诗人远在天涯，于是山水之间有了诗思，也有了笃笃的驴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