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离骚》和《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置的两座巅峰，分别代表先秦和明清之际的最高成就。两部作品的作者皆是身份显赫的贵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运用超时代的笔触以及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现实的千疮百孔，体验人生百味。最重要的是运用象征等一系列艺术手法，通过对意象的影射，隐现审美意蕴。基于此，通过对两部作品的主要意象进行梳理、对比、研究，借此探寻两部作品间的丝缕关联以及从作品中流露出作者的终极价值情感体验。
关键词：《离骚》 《红楼梦》 屈原 曹雪芹 意象 审美意蕴
《离骚》与《红楼梦》乍一看来，没有什么可比性。产生的时代、地域以及文体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古典文化一脉相承，蕴蓄深厚，前者楚地“风骚”，后者京白小说楚翘，分别是两个时期的巅峰之作，所以即使二者年代相隔甚远，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其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况且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贵族出身，且有“着实堪伤”的人生轨迹。而且，不论是《离骚》还是《红楼梦》都具有极强的风雅精神和现实主义情怀，但同时又都不失为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更主要的是两部作品中象征手法和意象的运用，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细细考究起来，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曹雪芹虽是后起之秀，但比之前辈屈原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所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英雄相惜，日月同辉。
将《离骚》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并非由我发端，也不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早有曹雪芹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相关说法，“拟书底里”的脂砚斋作为《红楼梦》最早的接受者，曾在甲戌本第一回有眉批云：“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同时，作者挚友敦诚《挽曹雪芹》中的“何处招魂赋楚蘅”， 敦敏《赠芹圃》中的“一醉冒毛品木毛读楚些”已经看出曹雪芹“师楚”的苗头。美学宗师李泽厚在其著书《美的历程》中提及“《离骚》……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两千年来，能够在艺术上与之匹配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山东大学的陈才训发表于《阴山学刊》的《宝黛染色，林贾影屈原——论宝黛形象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前期发表的《楚文化：〈红楼梦〉创作的基石》分别论述《红楼梦》中人物塑造与《楚辞》的渊源问题及两部作品中悲剧意蕴的传承关系。赵怀仁《从〈芙蓉女儿诔〉看屈原〈离骚〉对曹雪芹的影响》，从小处切入，扼要地阐述屈原对曹雪芹的影响。杨罗生于《云梦学刊》发表的《论〈红楼梦〉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同样论述的是《红楼梦》对于《楚辞》的“师承”问题。本文亦是探讨《红楼梦》对于《楚辞》，尤其是《离骚》的继承与创新，但主要着眼点是“意象特征”，由此深入挖掘两部作品中的审美意蕴。
提及《离骚》，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香草美人”的意象，这并非是定向思维，而是“香草美人”这组意象群在全文中的地位尤其凸显。王逸的《楚辞章句》评价：“《离骚》一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任;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实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笃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的评价基本上概括了“香草美人”的特征，不可否认，《离骚》中“香草美人”应当具有针对现实的讽喻之义，却也夸大了其政教功能，降低了其审美意蕴。李金坤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中的某些观点笔者很是赞同。他认为《离骚》中多次提到的“香草”与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因素是相联的。简单来说，屈原引“香草”入“骚”是因为他生活在花香遍地，水草丰茂的楚地。楚人信鬼祭神，巫风盛行，促使人们对香草香木倍加热爱。《吕氏春秋》异宝云：“荆人畏鬼。”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汉书·地理志》也同样记载着楚人“ 信巫鬼，重淫祀”的事实。在祭祀过程中，巫觋们除了用优美的舞乐迎神、娱神外，还必须献上作为供品之一的各种香草香木。不仅如此，祭祀人员还必须于祭祀前洁身沐香，并用鲜花乔装打扮自己，使其变成一个通体靓丽而馨香四溢的“花仙子”。而屈原的流放经历无疑加深了作者对“香草”的执着与追求，香者愈美之，臭者愈恶之。对于美德的不断加修，对于小人佞臣的坚决砥砺，最终形成中国古典文化意义上的“香草美人”意象符号。
这种文化蕴藉传承至《红楼梦》，虽历时久远，却如窖藏老酒愈发醇香。《红楼梦》中的诸多女儿皆有一种象征自己的“解语花”。如象征宝钗的花卉是牡丹、象征湘云的花是海棠、象征探春的花是红杏、象征晴雯的花是木芙蓉、象征麝月的花是荼蘼花……这些花语不仅仅显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娇媚鲜艳，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与伏脉千里的线索、错综复杂的内容糅合在一起，构成整部作品的内蕴审美。但《红楼梦》的象征不是 “一人一花”的简单对应，而是与影射、伏笔、谶语等多种艺术手段同时并用，头绪纷繁复杂，读者稍不留神就会被带入作者所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也就是作者开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旨。就以史湘云与海棠花为例：根据新的探佚结果，贾宝玉有三大王号：混世魔王、绛洞花王和遮天大王，与他的“大王”相对应的“王妃”也就是两位妃子，即潇湘妃子，林黛玉和史湘云。这一论断颠覆了林黛玉第一女主角的地位，也颠覆了众多读者一贯的认知模式。林黛玉诗社中的号是“潇湘妃子”，史湘云的名字中也含有一个“湘”字，而且在她的判词中有“湘江水逝楚云飞”、“云散高唐、水涸湘江”等字眼，暗示她其实是另一位湘妃。这一原型出于大舜王与娥皇、女英的典故，是我们探佚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原貌，及宝玉、湘云、黛玉三者之间关系的有力凭证。但我们的探佚工作并不是只以这一典故为论据的戏谈，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信息，暗示湘云是与黛玉并尊的宝玉的第二位妻子，而暗示的媒介就是象征湘云的海棠花和白鹤。
众所周知“怡红院”是“怡红公子”宝玉的屋子，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景点之一，而每每提及“怡红院”庭院，作者笔触总不忘扫过院中的几棵芭蕉、蕉下几只白鹤;“怡红院”内的海棠枯而后发，竟引得贾母众人前来观看，亦是暗指宝玉与湘云八十回后的重逢：故人重逢，患难真情，而家破人亡下的满目疮痍，即使重拾如枯棠后发的爱情，也只剩下悲凉与凄怆。这里运用了“绿肥红瘦”的典故，出自李清照的《如梦令》，“绿”指黛玉，“绿肥”指宝黛恋情发生在贾府的兴盛期;“红”指湘云，“红瘦”指宝玉与湘云的重逢是在贾家落败之后。不仅如此，这一阕《如梦令》的作者是李清照，与贾母的原型李氏刚好吻合，这样就尤其凸显了曹雪芹意象运用的奇与妙。但不管怎样，宝玉与湘云最终能够“金麒麟伏白首双星”。宝玉人生几经波折，红尘与俗世往返，却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念与意义，没有迷失本我，最终以“大旨谈情”来收获圆满。《红楼梦》的意象艺术不止于此，已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的常识“袭为钗副、晴为黛影”，这是应用人物影射之法，那么湘云的影子是谁?湘云的影子是芳官。第六十二回回目“憨湘云醉卧芍药圃”、第六十三回回目“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就是最大手笔地暗示湘云与芳官的对应关系。这两回的描写是在宝玉生日的大背景之下完成的，宝玉生辰，可巧又是宝琴、平儿、邢岫烟的生日，又值贾母王夫人不在家，青年男女可以肆意取笑，就有了“憨湘云醉卧芍药圃”的唯美画面。无独有偶，紧接着就写到“芳官醉卧宝玉床榻”一样的女儿娇俏，一样的醉态妩媚;一个醉卧石板上，一个醉卧宝玉旁(宝玉本是顽石)。所以就凸显了芳官对湘云的影射关系。笔者有这样一种揣测，作者之所以不将湘云直接醉卧在宝玉身旁，是很有意味的，湘云本是公府千金，纵使行为再英豪大气，也应有礼的底线束缚——男女大防。芳官本是戏子，行为再出格也不超出读者的接受心理，这是其一。更主要的是，曹雪芹不喜直白书写，更愿意隐晦地表达，引知己惺惺相惜，读到这里会心一笑足矣。而这种表达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艺术技巧的呈现，更是审美内蕴的无意识表达。
屈原引自己忠君、爱国、修德、尚美之真魂入《离骚》，《离骚》亦因此绚烂昂扬、缤纷多姿，为古代诗歌注入魂魄精神，也逐渐沉淀为整个古典文化的隐形因子。《红楼梦》对于屈原《离骚》的继承也许并非作者有意为之;《离骚》在头，《红楼》在尾，就犹如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长江之水我与君共饮之，共同沐浴在古典文化的浩瀚汪洋。只是屈原国破何处安心，家亡无以立命，最终自溺汨罗江畔;而曹雪芹在经历“呼啦啦实大厦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飞鸟各投林”、“树倒猢狲散”之大悲剧、大跌宕之后，摆渡于“槛内”与“槛外”，最终的抉择是以“情”安心、以“情”立命。无论生死，死亦昂扬、生亦悲怆，留给我们的是生命的生生不息以及人性的光辉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