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典范，有关诗人穆旦的讨论持续不绝，其形象甚至有被过度“消费”之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穆旦作为一个话题，真的已被穷尽，被穷尽的或许只是讨论的方式、方法，抑或背后关切的问题。比如，王佐良写于一九四六年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在穆旦研究史上起到过奠基作用，诸如西方现代诗人之影响的提出、“用身体思想”之诗艺的概括，以及诗人“非中国”品质的强调等，都确立了后来讨论的框架，但王佐良有一个判断，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个判断与穆旦的政治意识有关：“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看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在王佐良看来，作为一个“左派”，穆旦最大的好处恰恰又超越了“左派”，因为他“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
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与关怀，却超越(外在)于确定的集团、党派立场，这样的“左派”形象无疑吻合现代主义文艺的一般想象。换个角度看，这大概也意味着，此类作者的政治意识，读者可以从道德和美学的层面体认，但毕竟外在(超越)于真实的政治实践，其实不需特别严肃的对待。果真如此吗?我们或许可以追问：一个诗人无党无派的政治意识，只是某种“良知良心”的显现吗?它有无特定的展开前提?又与何种现实诉求相关?类似追问不胜其烦，但新的阅读契机包含其间，不仅涉及诗人的个体评价，更是关联对其代表的写作及文化方式之能性和限度的省察。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期间，穆旦恰好写出了一批政治意识相当饱满甚至尖锐的作品，为上述追问提供了进行下去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大举进攻各地解放区，国共内战终于全面爆发。和平的愿望彻底落空，对此曾抱有期待的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痛切、激愤之情。穆旦作为诗人，同时作为一名报人(此时正在沈阳主持一份“惹祸”的报纸—《新报》)，也在诗中做出了回应，自一九四七年春开始，连续写下《时感四首》、《荒村》、《饥饿的中国》、《甘地之死》、《诗四首》等作品，类似于一个连续展开的、动态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分别对应于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全面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及战局逆转、历史走向明朗之后的时事观感。在一九四九年出国前自选的诗集中，这组“内战之作”被他饶有意味地命名为“苦果”。熟悉穆旦诗风的读者，阅读这一“苦果”系列，感觉会有所不同：他没有特别采用擅长的戏剧性手法，去开掘敏感个体与外部历史间的错综纠葛，对现实没有做更多“玄学”提升，一种强烈的时事性甚至代言性出现在他笔端。
多谢你们的谋士的机智，先生，
我们已为你们的号召感动又感动，
我们的心，意志，血汗都可以牺牲，
最后的获得原来是工具般的残忍。
……
多谢你们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
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出来组织
用一挥手表示我们必须去死
而你们一丝不改：说这是历史和革命。
这两节引自一九四七年二月《时感四首》的第一首，书写了内战爆发后“我们”的社会感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谋士的机智”、“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等语句，似乎都有非常具体的时事影射。一九四六年“政协”召开及国共和谈期间，国共双方的代表，马歇尔以及“第三方面”人士来往穿梭，的确十分密集地进行“高谈，折冲，策动”。参与其中的梁漱溟在回顾中，就曾详尽记录了谈判各方“飞来飞去”的信息，当这些信息集中在一处，本身就具有漫画的色彩：“四月三十日，马歇尔飞南京，蒋介石飞西安。五月三日，周恩来飞南京。五月八日，我们民盟也飞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这些东西南北、聚散分离的飞行，其实已暗示了各方立场的错杂分歧。将梁的回顾和《时感》对读，穆旦有何影射，不难猜想。
上面的诗节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我们”这个人称的使用，“我们”与“你们”的区分，构成了某种垂直性的紧张：“你们”作为领袖、政客、谋士，飞在天上，以各种堂皇的名义，驱策战争的走向;“我们”只能在地上仰望、挣扎，作为被驱策者，承担战争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我们”这个代言性人称，在穆旦此一阶段的诗中频频出现，而且“我们”与“你们”(“你”)、“他们”(“他”)的区分，也几乎成为一种原则，支配了穆旦四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写作，如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前的名作《旗》：“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作为历史正义或集体意志的化身，“旗”(“你”)飘扬在“我们”之上;“我们”仰望着“旗”，但只是下面的牺牲者，不能真正将“你”掌握。“旗”和“我们”既联系又分离，胜利的喜悦与历史的忧惧，暧昧交织于垂直的人称张力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人称结构中， “我们”似乎不简单等同于“人民”、“群众”等概念，隐隐约约，“我们”对应了一个承受战争后果，渴望和平与正义，又对历史走向保持忧惧的中间阶层
诗人邵燕祥，是穆旦的“粉丝”之一。据他回忆，《时感四首》“写的就是我们下边的人们，老百姓，都被上边的人在干杯、在觥筹交错之间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太受它的影响了。当时我有很多诗受他的影响，这首诗(《失去譬喻的人们》)连思想都受它的影响”。作为当年的读者，邵燕祥也读出了 “上边”与“下边”的垂直区分，而且认为这种上下结构，更为根本地影响到了“思想”。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称设置，不只是穆旦诗中的形式因素，它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意涵。顺着这一思路，再看《时感》第四首中的一节：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注意第一句“我们希望能有个希望”，这个句式有些缠绕，却带来一种特殊的滚动感：一方面，历史能为“我们”的“希望”推动，即便经历“受辱，痛苦，挣扎，死亡”，仍有不断敞开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希望”的中心又突然抽空为“茫然”，向前的滚动也一下子终止，内卷为一种封闭的循环。“内战”爆发之前，国共双方打打谈谈，或“以战逼和”，或“以和备战”，“和平”与“战争”的消息交替传来，造成一种普遍焦躁、茫然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中，上述辩证展开又不断内卷的句法，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认识方法。《时感》发表的当月，袁可嘉就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著名的《新诗现代化》一文，全篇引述了这第四首，认为“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在希望与绝望的“交互环锁，层层渗透”中，作者“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糅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