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陈建功创作了一篇小说《飘逝的花头巾》。《飘逝的花头巾》的主人公是沈萍。沈萍的妈妈被打成了“右派”，爸爸把她母女俩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沈萍和在江边一所小学校里教书的妈妈相依为命，发愤苦读，以初中毕业的学历，在高考中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上了北京的某大学。上学前感觉还不错，一到北京才发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土老帽儿，毕业后还得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一个教书匠。沈萍不想这样，决心以自己的身体为赌注实现留京的梦想。她为之献身的是某学者的儿子。不想这小子脚踩两只船，一边和沈萍黏乎，一边与某高干的女儿近乎，以便顺利出国。沈萍赔了夫人又折兵，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了她难以挣脱的宿命。
时光如白驹过隙，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沈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和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而后的沈萍们则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早在六七年前，某地外国语学院就有许多的女大学生，专事陪侍外国人，且有求必应，别说陪酒，陪睡也不在话下。某富商受此刺激，愤而移民美国，以为这样说不定就有机会接受外国语学院的女大学生提供性服务了。另有某地开办了许多伴游公司，这些伴游公司的许多兼职小姐就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明里向企业、个人提供商务助理、翻译服务，暗地里却诱导、介绍女大学生从事卖淫活动，甚至被达官贵人巨商富贾包为二奶三奶。
不但一些大学生向“沈萍”看齐，小“沈萍”也如雨后毒蘑般竞相破土而出。据说某地生殖保健医院，每年都要接待许多来实施流产手术的学生。这些学生多为十六七岁的初高中生，占了流产患者总人数的1/3。
呜呼，世风日下，可谓遍地都是沈萍了。
《飘逝的花头巾》的另一个主人公是秦江。“文革”期间，秦江和他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莫斯科餐厅，还常去“康乐”，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打牌，骂“红都女皇”，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像毒蛇一样缠着他，使他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最后终于在1976年底离开了北京，通过他的那些哥们儿的路子，到重庆“红星215号”客轮上当了船员。水手的日子也不好过，枯燥寂寞孤独无聊时时啃啮着秦江的心，直到遇见了沈萍。沈萍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北京上大学，坐的恰好是秦江当船员的“红星215号”。客轮停在江心等待浓雾消散的当儿，沈萍不像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询问加咒骂，而是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沈萍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再过十几分钟，船就要经过她妈妈教书的小学校，她把花头巾系在这儿，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秦江灵魂受到了震撼，发誓也要考上大学，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自豪地站在沈萍面前。功夫不负苦心人，秦江果然考上了沈萍正上着的那所大学。然而再次见到她时，沈萍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沈萍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的偶像被公子哥玩弄于股掌，秦江痛心疾首，但又无可奈何。
陈建功先生有感于沈萍们为改变命运不惜拿肉体说事，用文学的形式把自己的忧虑和感慨表达出来，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结果却是，他揭示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致使《飘逝的花头巾》难以尽快飘逝，就像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却至今还活着一样。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敏锐地感知，作家伟大就在这里;但无力遏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蔚然成风，作家的悲哀也在这里。秦江的无奈，说到底也是陈建功的无奈。以此而论，现如今社会环境的黄化黑化的严重程度比自然环境的沙化污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指望东莞市那样的“嘿嘿”市长积极承担起净化社会环境的绿色责任，无异于缘木求鱼。对那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作家，说不定尚可寄予一丝希望——能不能先从自身做起，少炮制点诲淫诲盗黄水遍地黑水横流的文字垃圾，不当“沈萍”们的教唆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