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叙事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首先有意识地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性，而采用现代化的叙事手段。本文准备以《孔乙己》为例，结合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分离、不可靠的叙述者以及读者对文本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来解读作者是怎样利用叙事手段来完成主观创作意图的。
关键词：孔乙己; 叙述者;聚焦者;不可靠叙述;价值判断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的学者便开始关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鲁迅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的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享誉文坛。《孔乙己》是《呐喊》中的第二篇小说，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从容地刻画了一个饱受封建科举制度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其中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准备以《孔乙己》为例，结合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分离、不可靠的叙述者以及读者对文本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来解读作者是怎样利用叙事手段来完成主观创作意图的。
在我们传统的概念中，一篇小说就是一则故事，是作者讲故事与读者听故事的交流。因此，如何讲述一则故事便成为叙事学关注的焦点。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叙述无疑是小说的主要特征和主要魅力所在，而承担叙述功能的叙述者，在整部小说中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叙述者的主要功能，就是干预，就是对叙述什么和不叙述什么，这样叙述而不那样叙述的干预。叙述展开的过程，就是叙述者干预的过程。”[1]叙述者才是跟读者交流最直接的人，读者随着叙述者的讲述而进入故事，最后在叙述者的指引下走出故事。
《孔乙己》中的“我”是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作者有意识地选择了“小伙计”这个小角色作为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可谓是别具匠心。钱理群先生在《<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一文中已经详细探讨过作者为什么选择“小伙计”而不是“孔乙己自身”、“掌柜和酒客”以及“作者自己”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深意[2]，在此，就不再重述。本文想要分析的是《孔乙己》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关系问题。
关于《孔乙己》的叙述者，王富仁先生认为“担任具体叙述任务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小说就严格按照这样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眼光看待他周围的世界，看待包括孔乙己在内的所有其他人物。”[3]后来严家炎先生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提出异议，他认为，“《孔乙己》能够引起读者异常复杂的感受，这与作者安排了一个可以悄悄移位的叙事者有关系。……如果叙事者真的是十二三岁的酒店小伙计，那么孔乙己给读者的印象就会简单得多。”[4]笔者认为这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根本原因就是混淆了叙事学理论中的叙事者与聚焦者这两个概念。
叙述者指向的是“谁在说话”的问题，而聚焦者指向的却是“谁在观察”的问题，这是独立存在的两个问题。在现代小说中，聚焦人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叙述者。仔细阅读《孔乙己》就会发现，正是叙述者与聚焦者的不一致性导致了整篇小说叙述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孔乙己》的叙述者是二十多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小伙计”，小说的讲述是在追忆的氛围中展开的。第一段里介绍酒钱的时候就提到“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钱”，这是很明显的回忆口吻。而小说的聚焦者却是当年那个十二三岁的“小伙计”，长大以后的叙述者叙述关于孔乙己的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是“我”当年在咸亨酒店所看到的，而这些场景，正是通过一个孩童的眼光收进记忆中的。小说第三段就写到：“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可见，这个柜台就是“小伙计”观察孔乙己生活的一个固定视角点，就像是一个墙角的照相机，不动声色地记录了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一言一行以及他的悲惨遭遇。
产生叙述者与聚焦者分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叙述的时间因素。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叙述可以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聚焦这些事情，可以是事件发生后不久，也可以是事件过后很久。它可以集中在聚焦人在事件发生时知道些什么、想知道些什么，也可以集中在事过之后他们如何看待那些事件，事后总会看得更清楚一些。”[5]无疑，鲁迅在处理《孔乙己》的叙事聚焦时，采用了最后一种方式。文中点明“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成年后的酒店小伙计，在他经历了人生的沧桑之后，再来重新回味咀嚼当年关于孔乙己的一切，多了一份世故和沉稳，少了当年的年少无知。鲁迅有意识地选择这样一种事后叙述，很好地交融了两个不同年龄层次的自我感知。在叙述者从容不迫地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既有当时孩童时期对孔乙己的看法，又有二十多年后回忆时表露的对孔乙己命运的同情。两种自我的交融，过去与现在认知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叙事的空间性和复杂性。
叙述者在现代叙事学中的重要地位已经不言而喻了。它制约在着文本，制约着意义。叙述者向假定叙述接受者讲述故事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信服，相信这个故事的逻辑。卡勒说：“如果叙述者提供的有关环境背景的信息和有关他们自己的倾向的暗示足以使我们怀疑他们对事件的解读时，或者，我们有根据怀疑叙述者是否与作者持同样观点时，我们会说他们靠不住。”[6]叙述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去讲述一个故事，却由于叙述者主观选择的刻意隐瞒，或者知识的局限、视角的限制等，产生了不可靠的叙述。
《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成年后的叙述者在讲述孔乙己的故事的时候，是根据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所见而来，而当初的那位聚焦者，却由于他视角的局限而决定了他认知的不全面。黄文达认为：“在鲁迅小说中，叙述者一个极为强烈鲜明的倾向，那就是竭力要限制自己的视角，它的叙述者几乎都是立足于一个人物视角而有所变化的。”[7]鲁迅有意识地选取了限知的视角而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而限知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蕴藉和真实的审美。正如前面所说，小说的聚焦者是固定在酒店的柜台上，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全部限制在咸亨酒店中，只有孔乙己来到酒店，聚焦者才能亲眼所见关于他的一切。纵观《孔乙己》全文，这样的情节描写只有三处：第一处是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都看着他笑，取笑他的新伤疤和偷窃行为;第二处是酒客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以及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第三处便是孔乙己被打断腿后最后一次颓唐地现身咸亨酒店。在孔乙己的故事中，聚焦者真正在场所见的，仅此而已。而在这仅有的三次真实叙述的事件中，叙述者的语气依然显示出了不可靠叙述的特征。例如在孔乙己指出“茴”字有四种写法时，“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时叙述者却还说：“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台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既然当时的“我”已经努着嘴走远了，那又怎么知道后面孔乙己的一系列动作和神情呢?既然作者要在真实的环境中限制叙述者的视角，那这样的叙述显然让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 除了“我”在咸亨酒店中亲眼所看到的关于孔乙己的言行，叙述者为了充实叙述内容，还加入了另外两部分：“听说与猜测”和“酒客们的情景对话”。“我”“听说”的部分充实和丰满了孔乙己的过去生活，而“情景对话”和“猜测”则预示了孔乙己未来的生活。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紧紧围绕在“我”这个固定的聚焦者周围，共同完成了对孔乙己完整生活的叙述。可是，叙述者能够提供的信息依然是有限的，无论是那个孩童时代的“小伙计”所见的，还是周围酒客们所知的。所以，当孔乙己长时间没有来到咸亨酒店时，叙述者一度进入了叙述瓶颈，他完全失去了关于孔乙己的信息来源。而读者所关心的“孔乙己到底怎么样了”，也无从解答。这个时候，叙述者转述了一段酒客们的对话：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哦!”
“他总仍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吗?”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
“打折了怎么样呢?”
“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
一个喝酒的人，似乎比叙述者知道的实情还要多，且不论他得知消息的来源是什么，当所有人都想知道“后来怎么样”的时候，这位新的叙述者也表现出了无能为力，他也不能提供更多关于孔乙己的最新近况。换句话说，他和年轻的聚焦者一样，对孔乙己离开咸亨酒店的生活表现出了无知。读到这里，叙述者之前建立起来的权威可谓是轰然倒塌，他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甚至无法向读者提供主人公的更多消息，而这份不可靠，更是延续到了小说结尾，长久没有见到孔乙己之后，叙述者最后说：“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8]。一个“大约”，一个“的确”，充分表明了叙述者自身的表述的矛盾和不确定，而孔乙己悲剧的一生，也就在叙述者不经意的矛盾中画上了句号。鲁迅曾对孙伏园说过，《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来看，叙述者已经在最后的无能为力中艰难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或许孔乙己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像孔乙己这样的没落文人的下场，其实是每个读者都可想而知的。
叙述者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个传声者，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与独立的声音。中国古典小说常采用全知视角，叙述者就像上帝一样俯瞰整个故事，他可以从各个方面观察主人公的生活，也可以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这样的叙述模式造就了读者完全信赖叙述者的阅读模式。读者在阅读中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叙述者的步伐前进，甚至被叙述者主导着价值判断。传统小说理论常常认为叙述者代表的就是作者的意图，但是随着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叙述者“我”与小说中隐含作者的关系也进一步复杂化。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有时与作者的本意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悖的。因此，读者必须拨开叙述者造成的迷雾去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前文所论的《孔乙己》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就呼吁着读者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一方面是由于自身视角的限制导致其无法得知更多的关于主人公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叙述者自身的有意为之，是他故意选择这样述说而不那样述说的结果，而这一点，也充分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在聚焦者三次经历的真实叙述中，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例1】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例2】……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段叙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例1】的情景发生在咸亨酒店的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偷书之后，【例2】的情景则发生在酒客们嘲笑孔乙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却连半个秀才都没有捞到之后。在这两段叙述中，都提到了孔乙己的面部神情，“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这些都表明叙述者当初的观察是相当仔细的，他总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孔乙己的表情上，可是每一次，当读者以为可以更加接近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叙述者的叙述就戛然而止了。只需要更进一步，就可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进一步知道孔乙己在这个尴尬的“快活”氛围中的内心思想活动了，可是叙述者的表述总是很节制、内敛[9]，他总是不急不慢地进行着一种不充分的报道。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场景中，他最后都有意将读者引到了孔乙己难懂的“之乎者也”之类的话以及众人的哄笑和店内的快活的空气上。[10]“快活”这个感受，很明显是从咸亨酒店的看客们的角度而言的，叙述者此时又代表了孔乙己周围的庸众视角，他突然就成了造成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的一员。而隐含作者想要表达的显然不是要像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一样以嘲笑孔乙己为乐事，恰恰相反，是要揭示出社会对孔乙己这种处于底层的多余的没落文人的嘲笑的残酷性。
另一方面，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又经常表现出前后的矛盾性。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当他以一个十二三岁的聚焦者的认知和感受去看待孔乙己的时候，觉得孔乙己“品行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而当他以一个成年后的身份回忆整个故事的时候，又打心底认为“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纵观整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叙述者时而用冷漠的口吻述说着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嘲笑，时而用事不关己的语调转述着看客们关于“孔乙己后来怎么样”的无聊谈资，时而又会流露出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同情和理解……，叙述者自身矛盾的价值判断，一次次将读者陷入不知所措的迷雾中。
正是因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和自身感知和认知的矛盾性，呼吁着读者主动参与到小说的价值判断中来。鲁迅要求他的读者不再是一个只会跟着叙述者步伐前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要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从叙述者提供的有限事实中发掘更多更深层的意义。同时，不可靠的叙事也提醒着读者要时刻警惕“叙述者声音”与“作者声音”的不一致性，时刻保持思维的独立性，避免落入叙述者设置的叙事陷阱中。
鲁迅在《孔乙己》中设置这样一个叙述者，他以回忆的调子讲述着二十年前关于孔乙己的故事，融合着过去与现在的感知，又由于视角和经验的限制，缺乏更多的讲述依据，表现出了叙述的不可靠性，但他终究在最后的艰难中完成了对孔乙己整个故事的讲述，将更多思考、怀疑与判断的空间留给了读者。短短三千字的小说能够蕴含如此高超的叙事艺术，《孔乙己》当之无愧成为鲁迅先生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