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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气纵横的文章是什么样?

时间:2014-04-20    来源:www.haiyawenxue.com    作者:王路  阅读:

  晚间和某友吃饭,他在小报发了几篇短评,得意地告诉我:“写评论很简单,要诀就三个字:有戾气。”

 

  他说的对。戾气之于评论,就像意淫之于故事。缺了就不好看。虽然它们并不是生活的真相。可真相要么无趣,要么残忍。

 

  文章要好看,须添些戾气。以叙事来说,本文第一段“小报”、“得意”这些词就是戾气。添了,不够温柔敦厚。但不添,就没有色彩。以议论来说,第二段“他说的对”就是戾气。如果改成“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没戾气了,但文章也完蛋了。“一定程度上”这种表达是反文学的,任何事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一定程度上,爱因斯坦是个大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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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文,和稀泥的话,删无赦。我读初中时,历史老师讲到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说黑格尔表达得不准确,应该说“存在即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当时觉得他改得很好。十多年后,自己写文章,才明白改得有多么蹩脚。——宁可失之偏颇,决不要失之拖泥带水。比方说,你要取消关注我,做了便是,不解释,不犹疑。你要跑来留个言:“我果断取消关注你啦”,就欠果断。

     

      但是,为学,则断不可如此鲁莽。伯希和,汉学家中的大牛,写《交广印度两道考》,说《水经注》里似未提及云南与河内的交通。其实《水经注》里明明提到了,他看得不仔细,也可能根本没看。严耕望评价说:“伯氏究竟为一老练的史学家,在‘未’字前着一‘似’字,这就大大减轻了错误的责任。这不是滑头,而是谨慎。”

     

      为文如此,是技巧;为学如此,是道德问题。在戏台上,别人穿着戏服拿着道具,说我要杀你,无碍。但半夜敲开你家的门,提了一把刀,说我要杀你,就严重了。

     

      譬如鲁迅的文章,很多地方就不讲道理。但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因为它是文艺,不是学术。鲁迅的文章不能学,他不是好在语言,而是好在肚子里有一股戾气,奔腾澎湃,情郁于中发之于外,故而随手指指点点就是六脉神剑。别人学鲁迅,缺了“不平则鸣”之气,只能学些“抑或”、“因了”、“大约确乎”。

     

      鲁迅的语言原不如《三国》、《红楼》地道。有人说鲁迅白话文好是因为读了很多古文,鲁迅就驳斥,傲娇地说自己并不否认读了许多古文,但那些都是毒害,费了许多力气还不能彻底清除。末了,鲁迅卖了个萌,故意引了几句古文结尾。也有人说鲁迅的戾气是长期缺乏性生活所致,这说法太恶毒了,其实他是天生的禀赋。所以鲁迅是没有办法学的,他的戾气学不来,语言又不值得学。

     

      那是否说,温柔敦厚的人就不能做文章?也不是。和鲁迅同时代,有个人文章不错,叫陈西滢。鲁迅经常骂他,骂他是“正人君子”。梁实秋说:“鲁迅先生所谓正人君子,是一个反语,意谓为非正人君子。如今事隔三十多年,究竟谁是正人君子,谁是行险儌幸,这一笔账可以比较容易的清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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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西滢就是温柔敦厚的人。两事可证。一是台湾再版《西滢闲话》,梁实秋建议陈西滢把和鲁迅、周作人辩论的文章收入,陈西滢却以周氏兄弟已经去世之故,坚决拒绝。二是陈西滢妻子曾和贝尔有过婚外情,1968年,贝尔传记出版,载了此事。陈西滢女儿之前毫不知情,看了书,问父亲当时为何不离婚。陈西滢说,那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事。由此两事,足见陈西滢实在是很温柔敦厚的人。

     

      但陈西滢的文章,却不温柔敦厚。比如陈西滢援引萧伯纳的话,说民主政治不是万能的圣药,“萧伯纳说,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因为人民连戏都不会写。他们要写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这话就算放到现在,也肯定有人骂他有戾气,骂他五毛党。不过,即便承认陈西滢为文有戾气,但这戾气也丝毫无伤于其为人之温柔敦厚。再者,如钱钟书,也是个温厚长者,但他的《围城》也不温厚,把书中人物挨个损了一遍。

     

      那么,有没有平淡冲和不带戾气的好文章呢?也是有的。比如沈从文。但沈从文有点像陶渊明,平淡冲和的背后,隐藏着内心的激烈。他的《都市一妇人》,写一位外交官的养女,早年和人私奔,流落嫁为人妾,又沦落风尘做了妓女,染了恶疾辗转他乡,成了军官情妇,军官死后,她和一年轻上尉结成姻缘,却怕男人弃她而去,下蛊弄瞎了他的双眼。

     

      沈从文在文章结尾评价说,他见过的许多妇人,就像蚱蜢甲虫,把强势的性格看成一种罪恶,只会选择有媚于己的雄性交尾;这些女子,不是极平庸,就是极下贱,没有什么灵魂;而那个妇人,却如一个光华炫目的流星。这段评论大概像陶渊明的《咏荆轲》,“露出本相”了。沈从文自己也说,他一生见过太多杀人和砍头了。

     

      可见,但凡内心激烈之人,便是平和的言辞,内里也自有一种奇崛在。而天性温润平和之人,故作奇崛之语,便不好。庸俗之辈姑且不论,哪怕是天才人物,这样做出的文章,也有病痛在。

     

      比方说苏轼,可谓顶级天才。在中国诗坛,不算屈陶李杜,苏轼独步千古。但他的文章就有此病。好在苏轼才大,可以遮掩,其父苏老泉和其弟苏子由,就遮掩得不得力了。朱熹早年喜欢看老苏的文章,看到后来觉得意思都不正当,才觉得人不可读此等文字。因为三苏文章的根本,是从《战国策》中得之。故清代张伯行说:“文字愈工,议论愈快,其移人愈速。苟惟苏氏之文是习,其不至为心术之坏也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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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古来学三苏文章的人,比韩、柳、欧、曾更多。如果唐宋八大家都生在现在,给媒体写评论,三苏的文章,肯定写一篇发一篇;韩愈的文章,肯定写十篇毙十篇。这也不奇怪,苏轼考进士一次就中了,韩愈却考了四次。

     

      韩、柳本是文章正宗,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都弃之如敝履了。柳文经章士钊写过一部《指要》,又承毛赞赏,尚有人学习。韩文则近百年来除钱穆外,几乎没有人学到他的好处。

     

      钱穆文章学韩愈,笃实亲切,我尤其喜欢。许多人只知道钱穆是学术大家,却很少留意他精妙的文笔。他笔端流泻出一种魔力,亲近恳切。像《师友杂忆》里提到在宜良岩泉寺,看到一和尚蹲在门前大啃鸡腿,他问:“和尚亦食鸡腿乎?”和尚气呼呼地反问:“和尚不食鸡腿将何食!”读了如在目前,不觉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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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幼年,从无锡顾子重先生学国文。傍晚,先生喝了点小酒,一堆小孩围在案头,钱穆最小,才十二岁,先生抚钱穆头顶,对别的小孩说:“此儿文气浩畅,将来可学韩文公,汝辈弗及也。”几十年后在台湾,郭寿华写文章谤韩愈,说韩愈在潮州曾得风流病,钱穆为韩愈辩诬。

     

      韩文虽被推崇,也有许多人觉得他不好。周作人就很不喜欢韩愈。他说韩愈“一味烦躁,满身的不快活”。其实,韩愈是天真烂漫而又磊落激烈的人,而周作人性情冲和便柔,他眼里,韩愈的率直倒成了装腔作势的矫情。木心看过周作人的字后感叹:“这字好啊!”感叹完又补充一句:“字写成这样,怎么能不当汉奸!”周作人的文章是好的。但以周作人的性情,恐怕不能相信韩愈是发乎肺腑的天真烂漫。周作人喜欢苏轼,说韩愈文章“长而恶”,苏轼文章“短而美”。

     

      韩愈文章充满阳刚之气。元好问就说,在韩愈面前,秦观纯粹是小受。韩愈为人过直,他并非不懂“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的道理,但因他是个醇正的儒家,才一概排斥佛老。因此,他的直倒显得有些迂。

     

      在《论佛骨表》里,韩愈说:我知道陛下迎佛骨是闹着玩儿的,娱乐一下老百姓而已,陛下如此圣明,怎么会干出信佛这种傻缺事儿呢!

     

      上这种奏章,等于公然骂天子,怎么可能不遭贬?他又写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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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种诗,也唯有韩愈才写得。不久前,有人问我,为何中国文人总是有闺怨情结,大男人写诗像小媳妇?这是不懂诗的问法。因为他不知道,世上最激烈的怨,正是闺中之怨。没有哪一种怨,比女人对男人的怨更激烈,更凄婉动人。诗可以怨,古来文人写怨,写到最激烈处,大多以闺怨口吻出之。

     

      不过,韩愈此篇却不是怨,而是无怨。此篇正可以为《论语》里孔子评价伯夷的“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句,下个最贴切的注脚。韩愈写《伯夷颂》,也是夫子自道: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在《论佛骨表》的末尾,韩愈说,佛骨是朽秽之物,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这真是振聋发聩的句子。虽是“出佛身血”的话,却有成佛作祖的担当。

     

      直而迂的人极少有趣,韩愈却是个有趣者。《毛颖传》大家熟悉,且不说了。韩愈还写过一篇《上张仆射书》,更有意思。当时,韩愈在张仆射家上班,张仆射规定,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没事不准请假。刚上班,韩愈不敢有意见,过了一阵,憋不住了,给张仆射写了封信。大意是:

     

      “这样考勤,我受不了。硬要考勤,我会狂疾发作。如果我发了狂疾,一不能为你服务了,二丧失了我的本心,所以,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你让我来上班,不是因为我遵守考勤制度,而是因为我有才能;既然我有才能,即便不遵守考勤制度,我的才能也在。只要你不勉强我,你就不会得罪我,我也不会怨恨你。干活的人分两种,领导说什么他干什么,是好利者;按照本色做事,是好义者。没有哪个好利者会爱领导,没有哪个好义者会忘了领导。当今所有的领导里,只有你,有机会听我说这话,只有我,敢说这话。(你何其有幸!)——如果你按照我的意思,把考勤取消了,天下人都会说:看,这是多么好的领导!又会说,韩愈有多么贤良才会让领导如此礼遇他!你要不这么做,天下人都会说:领导用韩愈,不过是看他穷,给他一口饭吃;韩愈为领导干活,不过是图领导的钱。这样,你就是一天赐我千两黄金,一年提拔我九次——”

     

      “我也不会干?”不,韩愈不是这么写的,他写的是:“我会感恩,但是,我不会把你当知己。”

     

      读时我狂笑。笑完,我想,也许不止韩退之敢对上司这么说话,但能说得如此堂堂正正,如此底气十足,如此振聋发聩,千百年来,恐怕只有韩退之一人。

     

      初读退之文,我也觉得他文章中有一股戾气。再读,发现不是戾气,是浩气。这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浩气,只在孟子那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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