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是东林党同志，却被东林党骂得出气不得。东林党员谢迁、刘健离开朝廷，李东阳念同志情谊，去了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送两位一程，“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黯然伤别，哭得厉害，不想却被刘健抢白了一番，哭什么哭啊(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这话说得很轻，落得却是蛮重，“东阳默然”，无法辩驳，做不了声。这让李东阳一直活在阴影当中，直到老了，“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可见东林党骂人之烈，李东阳伤心之深。
东林党是好人(或谓自定是好人)，李东阳也是好人(史书棺论：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何搞好人掐起了好人，同志打起了同志?刘健、谢迁与李东阳，原来都在大明政府共事，合作蛮愉快，“刘健善断，谢善持论，而东阳性温而多智谋”，“一时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之赞”。但这种良好局面维持不久，明孝宗翘了辫子，“武宗即位，大肆扩充皇庄，别构宫苑，假借巡视搜括民财，劫掠妇女。天下怨声载道，人民苦痛。又宠用宦官，任意缉拿民众，诬辱朝臣”，政治搞得乌烟瘴气。
尤其政府里出了个宦官刘瑾，政局给搅了稀巴烂。眼见坏蛋当道，好官靠边，刘健与谢迁血气上涌，“持论激烈，至于推案哭骂，遂为武宗所恶”，卷起铺盖走人，“中旨去健、迁”。“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而李东阳温和一些，“惟东阳少缓”。好人与坏蛋斗，大都是斗不赢的，刘健与谢迁败下阵去，而李东阳因对坏蛋没那么假以辞色，“故独留”。这就使得东林党人对他意见很大，臭骂李东阳，骂他混蛋与奸臣为伍，骂他官奸与阉党一路货色，骂他没廉耻与一群太监搅在一起……比较起来，刘健落点蛮重的“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还是轻的。
李东阳与刘瑾辈同流是算得上的，“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而焦芳入阁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但要说李东阳与刘瑾合了污，却冤枉了他。“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使得恶政不至于太恶，给恶浊政治保了一些颜面。比如“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刘瑾狗脾气发了，要判他俩死刑，“皆荷重校几死”，是李东阳从中斡旋，刀下留了两条性命。李东阳在朝廷，这类好事做了不少，比如有人暗地举报刘瑾，刘瑾不晓得是谁，心思毒发，下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顷之，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也是“东阳等力救”，使得“众获免”。“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
“正德时逆瑾嚣张，刘健、谢迁皆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豁免。”然则东林党人却一点也没饶他，“人皆责东阳以不去为非”，个个骂他，“而气节之士多非之”(文人一个逻辑是：多非之，便自己成“气节之士”了)。有位姓罗的侍郎，写了一封信给他，劝他早退，若不退呢?罗侍郎发狠话：要将你开除士林，“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
奸臣当道，贪官满堂，恶政频发，朝政人非，有气节的人，该不该进政府?民国时节，胡适等前辈就此也争论过。多人发论要学陶渊明，朝廷恶浊，当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断然离去;也有些人如胡适，却建议政府越是坏，好人越该进去，好政府里好人未必进，而一个坏政府，好人必须进去，虽无法力挽狂澜，但留个好官种子，多少会让恶政少一些，善政多一些，譬如黑咕隆咚的黑夜，黑屋子里有一盏油灯，照不亮整个天空，也可照亮铁屋一角;若多有几个好人呢?不多了几个地方亮起来?
好人入得坏政府，最好者嫉恶如仇，拼死抗争，以头触梁，便是好汉;其次者负辱隐忍，从中调剂，搞韧性作战，也不差，姑且当地下党潜伏行不行?最可恶的是，好人入了坏政府，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与坏人一起坏了，这才要抨击才是。
只是东林党，他可不管好人在坏政府当中是何作为，一律骂去，一路骂去，“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故说东林党误国者是蛮多的，百度一下，会跳出很多页面来。刘瑾辈阉党不误国，倒是君子东林党误的国?此论也是矫枉过正。不过，东林党以反刘瑾极左发号子，其论多以特左现世，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