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爬完泰山，人都会非常累，双腿免不了要罢工几天，暂时性残废，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坐在电脑前，要么码字，写写文章，要么看看电影，顺便挂着QQ，以方便及时查看邮件。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不一般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开始都是通过QQ邮箱进行，投稿也好，与名人往来也好，乃至与个别享誉海内外的大知识分子通信，无不是通过这个貌似不太正式的邮箱进行。对于我竟然使用QQ邮箱进行如此正式的信件往来的行为，好友骆屹钊曾相当郁闷，难以理解，表示这种做法也太业余了，乃至数次动员我换个邮箱，只是我已经积重难返，不能尽人家好意。
今天早上亦同样如此。从泰山下来不过两天，腿还是没好，坐在电脑前，习惯性打开邮箱，发现王东成老师的一封来信：
邓峰兄：
你好。谢谢你把每一期杂志都发给我。杂志办得不错，看来费了些心血。很佩服，也很安慰。当今之世，还有这样的青年。看来薪火还在，希望还在。发去一篇小东西，若看着合适，可以用在你的杂志上。
祝好。
王东成 2012.11.13
看到这样一封来信，自然还是很开心的，想到自己已在青年之声电子杂志混了两个多月，却很少收到来自社会名流的肯定，而王老师的来信，可谓对杂志同仁们的一大鼓励。当然，这还不算重点，重点的是，当我刚一打开王老师发来的文章，就预感到王老师已经告别讲坛了。
王老师发来的文章，名之为《最后的演讲》，即王老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欢送会上的告别演讲。整篇演讲，我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感觉到王老师那种离开时刻的一颗真挚的内心，对身边人的感谢，对自己教书生涯的回忆，对这个时代的一点反思和期望。
其实早在三个多月前，当我和骆屹钊坐在王老师对面的沙发上的时候，就已经从他口中得知，他将要离开讲坛，整理多年以来未完成的残稿以及陪妻子进行海外旅游。
说起来还有点惭愧，那次拜访之前，我还从未听说过王老师大名，虽然他老人家在精英知识分子内部还是比较有声望的。那次的拜访，完全是一场偶然，全赖雷颐老师的推荐。记得，当我和骆屹钊在向雷颐老师请教一些关系当代中国命运的问题的时候，雷颐老师突然对我们说：“你们的住处非常靠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推荐你们去拜访一下王东成教授，他极其雄辩，我们圈子里的朋友常常开玩笑，他生错了国度，倘若生在美国，不是议员，起码也是一个牧师。”看到我们点头答应后，雷颐老师当即拿出手机，拨通王东成老师的电话，说道：“我这里有两个在北京游学的少年，才20岁，非常聪明，知道很多东西，我建议他们去你那里……”就这样，在雷颐老师的好心帮助下，我们顺利来到王东成老师的书房里面，坐在许多学者坐过的沙发上，和他海阔天空地闲聊，受益颇多，甚是开心。
那天下午的交谈中，我们不仅向王东成老师请教了70、80年代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也谈起了当下社会的一些严重问题。巧的是，谈话之中，我无意中得知王老师和余杰的关系非常亲密，亦师亦友，意趣相投。我因为在学校期间看了某位作家的《香草山》，便一发不可收拾，对廷生和宁萱感觉无比亲近，现在遇到他们的至交，怎能不激动呢?于是，我们的话题很快便转移到廷生和宁萱身上，从中我也得以知晓许多真实的细节，也更加理解他们现在的选择。除此之外，我还从王老师的电脑上看到好几张有关廷生和宁萱的相片，可以当作意外的惊喜，包括廷生、宁萱、王东成老师和他的妻子、史学家丁东夫妇等六人一起在列夫·托尔斯泰庄园漫步的情形，六人一起畅游伏尔加河的场景，以及廷生离国出走时在机场的全家合影。
今天得知王老师正式离开讲坛，又想到那次书房之中的自由畅谈，心中不免有些感触。王老师离开讲坛既不是因为某些方面的压力，也不是对于自己的课堂丧失信心，而是自己已经63岁，论道理三年前就该退休，只是迫于学校和学生的一再挽留才一次又一次的推迟。如今去意已决，便有了这篇真挚的演讲。
在《最后的演讲》中，王老师说道：“记得读大学时，欢迎1979级的新生，系领导老师叫我代表老生致欢迎辞。在讲话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反对‘封资修’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反对‘封’，使我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没有精神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懂西方文化，成为流不向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也使我们不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养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性格。因此，我们中间很难站出来几个大学者。但是，由于我们跟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共着苦难，说不好，我们之中也许会走出来几个大思想家，因为思想是用苦难酿造的。”那天在王老师家中，这段话我也听到过，而且私下里还认为这是整个下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迟迟难以忘怀。可以这样说，简单几句话包含太多内容，关于传统文化，关于西方文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苦难，无比凝练而又满怀深情地揭示出49年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惨痛记忆和集体命运。
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王东成老师30年以来一直都在启蒙学生，传授常识，鼓励学生追求真理，让学生与这个民族共同呼吸，对抗整个社会的堕落。正如他在回答《学习博览》采访是所言：“我上一堂一堂的课，就是救一条一条的‘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要的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确信，有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教育就不会垮，中国就有救。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生命。”这样的好老师，能不让人感动吗?
演讲中，王老师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2004的时候，即王老师加入共产党30周年以及某场学生运动15周年，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大多数人都对入党趋之若鹜的现实下，身在中央团校执教的王老师，如此举动无疑是对当下某些现实的一种反抗，其意味耐人寻思。
最后，王老师还在演讲中说出自己心中的某些期许：“我曾经去过许多大学校园，然而，在三所大学校园里，我哭了，流泪了。我去过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雕像，都是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在这两尊雕像前，我哭了，流泪了。在自己祖国的大学里，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我去过印度的尼赫鲁大学的校园。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校园里到处是沙龙。我看到一位校外的诗人正在向一群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彼此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我们与他们合影留念。看到这些情景，我哭了，流泪了。我多希望我的祖国也有这样的大学，也有这样的校园。我梦中走进过民国的西南联大的校园。我仿佛和闻一多、朱自清等先贤大师交流学问和思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群大师带着一群莘莘学子埋头读书、思考、做学问，硬是把破旧的冷板凳坐暖了。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之中走出了一大批大科学家、大学问家，站出来一大批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梦醒时，我发现自己哭了，流泪了。我殷切地希望我在兹念兹、生于斯长于斯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尊重知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这是我梦中的校园，永远的梦中的校园。”这不只是王老师的梦，而是天下读书人心中共同的梦，只是这个梦，何时可以成为现实?而这又是一个长长的问号。
闲言碎语一地，暂且写到这里为止，愿王老师退休生活愉快，好好整理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海外旅行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