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莫言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取材于民间，展现现代生活，使作品具有现代意义和生命活力。评论界对莫言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中民间叙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民间的乡土人情和人文轶事是以“民间身份”来进行叙事的，而且将自己得自于民间的感受和体验在作品中表达出来。这里所说的民间身份，其实是一种源自于民间的审美情趣，作者完全以民间乡土社会的身份进行叙事，而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民间身份认同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根的过程，这种认同和寻根确立了莫言的创作立场。莫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这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民间乡土文化长期的熏陶下，莫言逐渐凝练出这种民间文学的气质，莫言也以这种民间本色的叙事形态进行着他的小说创作，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莫言的小说作品常常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统治阶级和普通人民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中，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照，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檀香刑》是莫言又一次将民间叙事方式运用于实践的成功力作，不同于以往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有民间的叙事方式，而且还加入了诸多非民间的成分，使得小说的叙事结构更为复杂，从而形成了一种多维化的叙事方式，本文就这种多维叙事方式对作品张力的体现进行深入分析。
二、作品的人物形象解读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刽子手赵甲的家庭生活风波，侧重展现的是中国古代的“刑罚”文化。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刑罚”文化是一种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传统的“刑罚”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对施刑的过程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还附带许多仪式性的程序，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
莫言通过刽子手赵甲将这种文化又一次展现给读者。赵甲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的刽子手，从小就接受了“刑罚”文化。刽子手的职业以及“刑罚”文化的教育对他的性格和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老到和冷酷，甚至有种阴鸷和可怕。在赵甲的手中，“刑罚”文化犹如艺术一样特色鲜明，可以说，“刑罚”文化在赵甲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赵甲将杀人看成是一种艺术，在刑罚的范围内杀人，而且要杀得精致，通过这种方式，赵甲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莫言在作品中着重描写了赵甲对“凌迟”这种刑罚的研究：“师傅说过，凌迟是很有讲究的，无论要割多少刀，必须在犯人毙命时进行最后一刀。因此，在施刑时要根据犯人的生理特征进行精确的计算，从何处下刀，间隔时间。一旦犯人毙命时割的刀数过多或者是不足都是刽子手的问题。而且，最完美的凌迟刑罚，在行刑时，割下的肉必须厚薄一致，大小相同，即使拿戥子也称不出太大差别。这种刑罚要求，对刽子手的心理素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仅下手时要果断，而且还要平心静气;所谓干的是屠夫杀驴的活，做的是绣女绣花的功，真正的刽子手在割肉时用的是心和眼，而不是手和刀。”一种最为残酷的刑罚到了赵甲的口中仿佛成了精致的艺术，从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刑罚的冷酷和阴鸷。这种文化的内涵从赵甲这个刑罚执行者身上表现得一览无余。
表面上，这种刑罚是为了惩罚犯罪而进行的处罚，但是它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惩罚的范畴，从操作过程上看，这完全是一种人类嗜血性和杀戮欲的体现，施刑者或者是判刑者是在以同类的恐惧和痛苦取乐。“文化”在这里已经产生的质的变异。鲁迅在作品中曾经描写了一种“吃人”的景象，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剥茧抽丝的刻画。但是，在鲁迅等革命先驱的作品中，是对中国封建礼教的显性文化做的批判，而刑罚这种隐形文化比起显性的封建礼教文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种文化间存在的强烈反差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体现。
在《檀香刑》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莫言也特别关注这种文化矛盾和反差。在作品中，莫言一再刻画了赵甲作为一个刽子手的心理，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信念，就是要把行刑的活做好，做漂亮，做地道，不仅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欲望，也为了满足那些看客们的欲望。能来欣赏这种精致“刑罚”的人，他们的“欣赏”水平也同样精致。就如作品中赵甲所说：“北京的看客最难伺候了，他们用非常挑剔的眼光去审视刽子手的施刑技术。作为一名刽子手，不仅要杀掉犯人，而且还要满足看客们的欲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凌迟这种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表演给看客们欣赏，从折磨犯人的过程中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看客与刽子手在这里像是一个买家和一个卖家，刑罚“文化”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心理商品，而用犯人的生命与痛苦去交易。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探索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最深层处的丑陋与卑劣。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莫言运笔如刀，将中国民族文化最内部的隐性文化剥去了外衣，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展现出来。
莫言还通过对钱丁仕宦家庭的描述来对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在中国，“官场”文化是一种非常博大精深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最奇妙的结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的文化形式又恰恰是这些特性冲突最为激烈、表现最为明显的形式。在中国的古代，真正横行官场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读书人)，他们在皇权、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幌子下进行着种种冠冕堂皇的活动，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他们动物的本性，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官场的背后进行着种种体现人的动物特性的嗜血与残杀。这是中国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巧妙结合，表面的官场是显性文化，而官场背后的“潜官场”则是隐性文化。而莫言在《檀香刑》中，用锋利的笔刀割去了官场文化显性的外衣，将隐性的官场彻底展露在读者面前，揭示出人为了欲望和利益而进行的种种残酷和丑陋的行为。
中国官场的封建官吏形象通过钱丁这个人物表现出来，这是中国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相结合却又相冲突的表现。从表面上看，正统的儒家思想培养了钱丁，从文化基因上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官吏。但是他同样有着人作为动物的欲望和利益需求，同样受到隐性官场文化的驱使。钱丁身上有着正统儒家思想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两榜进士”，他也曾想过要“造福一方”，做一个人人爱戴的好官，但是因此而仕途不达。他也看不惯袁世凯的崇洋媚外以及对百姓的残害，但是他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像弟弟钱雄飞一样奋起抗争。为了利益和欲望，他在腐败的官场中忍辱受垢，屈身事权贵，因此，他的内心非常苦恼和矛盾。但是中国的隐性官场文化也同样表现在他的身上，他同样有着私欲，而一旦得势，势必要以权谋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奔波于京城官场，行贿买官;而为了性欲的满足，对孙媚娘以权势强行霸占。虽然他也为自己的这些作为感到不安，但是利益的驱使还是让他一步步走向深渊。隐性官场文化与显性的伦理道德及儒家思想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莫言在《檀香刑》中不仅通过钱丁来描写中国的官场文化，而且还通过描写袁世凯来体现中国显性与隐性文化的内涵。对袁世凯的活动，莫言没有详述，但是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处理孙炳义起义事件中的手段。袁世凯揣摩洋人的心思，却又对钱丁软硬兼施，而且还利用已经退休的刽子手赵甲，对下属军官的拉拢和打压更是体现出他的政治手腕。而这些正是袁世凯老到的官场驾驭术的表现。莫言在《檀香刑》中还描写了不谙官场之道的刘光第的悲剧故事来反衬袁世凯的官场老练手段。这也给读者揭示出一个实质，那就是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中，显性只是表象，而隐性则是实质，隐性的可以成功，而显性的必然失败。中国的隐性官场文化正是有了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封建官场必然是腐败和黑暗的，进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畸形发展。
三、结 语
作家通过对作品的整体构思，从而表现出他对历史生活的切入点及对历史生活的解读。莫言在小说中通过三个方面的特点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尖锐的批判：首先，站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上，通过中国的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两大模块，结合义和团起义、孙丙的“猫腔”戏和檀香刑对小说进行整体的构思;其次，通过切换叙事视角以及对现实与魔幻的结合形成多维化的叙事结构;第三，采用符号化的人物命名，使人物本身也承载了展现文化涵义的责任。
莫言在进行《檀香刑》的创作时，或许是为了让他对文化的批判更具历史客观性并可以与文学主观视角完美结合，而采用了立足民间文化，描写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含的那些消极因素必须要进行批判和打击，要将中国传统隐性文化的特点展现出来，但是并不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而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进行整体分析，这对作者文学艺术的整体控制能力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莫言在《檀香刑》中表面是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提倡和发扬民族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在保留中批判，批判时又有所保留，体现了一代大文学家的高度和深度。
最后要说的是《檀香刑》中符号化的人物命名，莫言在这里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命名方式，莫言没有解释为什么给这些人物命这样的名字，如赵甲、钱丁等。但是我们似乎能看出他的想法，符号化的人物命名首先是要表达出这个人物不是实际人物，而是社会中一类人的代表，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读者在阅读《檀香刑》这部作品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而是关注一个群体的行为思想，从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中去探寻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进而探索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檀香刑》的意义非同一般，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