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时候，我家住在小河的西岸。我的好同学信义住在东岸，我们两个的家隔着一座小木桥。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我家，等我吃完早饭一起上学。暑假的时候，我们在小河里游泳。一天，信义和我从河里游上岸来，他神秘地跟我说：“大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能对别人说啊!”我做了一个手势，向他保证后，他说：“我妈今天捡到一个小孩儿，是个小男孩儿，可好看了，真的。”我问他在那里捡的，他说他妈早起给豆角地浇水的时候，听到苗圃里有孩子的哭声，就奔了过去，看到一个包裹里包着一个孩子，她就捡了回来。“这孩子怎么办啊?”他笑眯眯地说：“先养着呗，妈妈说这个冻的发紫的孩子，一定会有后福的。”我们穿好衣服后，我问他：“黑孩子怎么落户口啊?”他告诉我：“大哥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现在都6岁了。大哥愿意要一个儿子，但因为自己是村支书，不能随便要孩子;嫂子也不乐意，说要儿子就自己生。可是我妈信佛，非要这孩子不可，她说老天爷给她送来了一个孙子，哪有不要之礼。”并且他还告诉我说二姐、三姐都很喜欢，她们轮流给这孩子喂牛奶。
“走，跟我看看去。”他拉着我过了小桥，向河对岸走去。我是头一次去他家。信义家是三间瓦房，院子很大，养着鸡鸭猪狗，他妈妈是个大高个儿，稍微有点驼背，冬天经常咳嗽，在喂鸽子。二姐云霞在厨房里洗衣服、被子，她身材较好，穿着白色衬底、带梅花点儿的花布衫儿和天蓝色甩裤，胸前围着一个苗家印染的粗布围裙。看我来，她热情地把我招呼进屋，忙放下手中的活，把手甩了甩，理一下鬓角，把头发向耳朵后拽了拽，给我拿糖果吃。我吃着糖，伸着脖子悄悄地往对面大哥大嫂的屋子里偷看，一丁点儿的动静都没有。信义偷偷地向院子里的老榆树下指了指，我看明白了，是在老榆树的枝桠上挂了绳子，把孩子吊在了摇篮里。云霞姐看着我们两个神秘的眼神儿，咯咯地笑了。云霞姐一笑露出两个酒窝儿。她长得很漂亮，长眼毛儿，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儿，椭圆的脸盘儿，嫩嫩的脸皮儿，有如煮熟了的鸡蛋清一般，当时看到云霞姐的笑容，我心里暗暗地寻思：她真美，有点像前几天看的电影里的那个张瑜。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上星期天看到云霞姐，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那是在菜市场里，人群熙熙攘攘。我够着去买芹菜，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芹菜多少钱一斤啊?”我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这不是云霞姐吗?头上的青丝已经变得大半是白发了，脸上一道道的皱纹清晰可见，眼窝深陷，目光也呆滞许多。我轻声地叫了一声二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大可啊。”她手里拎着很多的菜。我问：“怎么买这么多菜啊?你家里来了客人吗?”“哪里呀，我在一家老年公寓做饭，自己需要采买。”说着，到卖白菜的地上，捡起了菜叶儿，一边捡，一边用手扯掉烂菜邦，然后往一个破蓝布兜子里装。我不解地看着，问她捡菜叶儿做什么，她习惯性地撩了一下鬓角上的头发，不好意思地支吾着说喂鸡。临走的时候，我要帮她拿一些菜，他说什么都不让，说自己有一台三轮车，来回可以骑的。她肩扛着、手拎着一大包、一大包的菜，来到三轮前，我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三轮车，车上满是丝袋子。云霞姐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一边客气地笑着说：“大可，有空来家玩啊?”她咯咯地笑着，那笑容仿佛还像以前那样灿烂。她说着，登上车子，吱吱扭扭地走了。这时，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酸楚。
回到家里，我想起了信义，至少有几年不联系了。赶紧拨通了在大庆生活的信义的电话。在电话里，我问起了云霞姐的情况，信义说：“姐夫得了中风，自理困难，全得靠二姐照顾。三姐的丈夫前几年出了车祸，去世了;三姐不愿意在自己家生活，去南方打工去了。三姐夫是个独生子，父母没有人照顾，二姐把他们的房子出租了，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里。所以二姐过得比较清苦。”“你们没有接济过她吗?”我追问着。信义在电话那边很为难地说：“三姐给她寄钱，她就给寄回去。我给她，她就和我急眼。说我教书挣得的几个钱，还得供孩子读书，攒几个钱也不容易，坚决回绝。我们是实在拿她没有办法啊!”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捡来的孩子，就问信义：“捡来的那个咕咚多大了，现在怎么样了?”信义说：“妈妈去世后，一直由二姐照顾。二姐和姐夫没有孩子，咕咚就成了二姐和姐夫的养子。现在已经念研究生了，在浙江大学传媒学院。”
放下电话，我坐在那里抽烟，透过窗子，看着天边夕阳里火红的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