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你能写东西了!”母亲摘下老花镜，慢慢将手里的报纸放到茶几上。她没有看我，混浊的眼睛有些潮湿，有些失落。报纸是2014年12月15日的《羊城晚报》，我创作的短篇小说《到岳城去》被刊登在B4版“花地?小小说”的头条位置。“如果你外婆知道，她一定会高兴的!”母亲目光移到墙上挂着的外婆的遗像上。
我说不出话来。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中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拿不出学费。如果没有外婆给我拿出这笔钱，我根本没机会去上。那样的话，也许我就会和村里其他同龄人一样，扛着包裹去南方打工了。当然就不会有我现在这份稳定的工作，我也不会有闲心写小说，写出自己对人性的探究和反思。我很感激我的外婆。她给了我完全不同的人生。但她已经走完了她的人生路，在2010年的夏天死于可怕的食道癌。
“你外婆这一辈子很苦，”母亲说，“她吃尽了苦头，为了你两个舅舅盖房子，娶媳妇，她费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唉，所以我不怨恨她，即使她当年反对我上学，我也不怨恨她!也许这就是我的命!”母亲的声音有些硬咽。“那都是没办法的事……除了认命你还能干什么!”她说。
“这个我听您讲起过，”我说，“我记得您说您辍学那年正在读初三，15岁。”
“对。”母亲回忆道，“那还是1971年的春天，差半年我就毕业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算毕了业，也不能考高中、上大学，那时实行推荐制——都是推荐贫下中农、烈士家属、干部子女上高中、保送上大学的——从哪儿说也轮不到我!实际上在辍学前，我就是半失学状态了!家里一堆的杂活儿，又要照看你大姨和大舅(你大舅才刚满月)，我三天两头告假。老师说：再这样就別上了!我心里真是愿意上的，可是一方面家里这么忙，这么乱，另一方面学校也是乱糟糟的，上午念报纸，下午挖防空洞，哪有正经学习的工夫!你外公、外婆又都反对我上学——你外公重男轻女，见我非上学不可，气得将书包抡到我头上，书包里装着一把镰刀头，把我头上磕出那么大一个血包!我用手捂著头，痛得唉哟直叫。你外婆心疼得掉了泪，可到底不同意我再上学。就这样，我不上学了!”
我想起一些小时的往事，忍不住笑了，说：“所以您对不想上学的我和弟弟，就痛下‘杀手’!我背着小书包哭着喊着要往学校外面跑，您就一脚把我踹回去了!弟弟呢，您把他捆在槐树上，让他认错，答应必须上学，是吧?”
“我那时不能上学，是我的命!”母亲说。“后来有了妳们，我就想啊，你和你弟弟必须去上学，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考学，你们能有学上，就算替我完成当年的心愿了!”母亲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又说，“只有上学才能改变受苦受罪的命，这个道理我是认准了!”
我想起母亲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在家里给人家栽刷子的事。她做的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鞋刷子。母亲需要用勾针和线绳把一撮一撮的猪毛栽到竹片制的板子上。做一把鞋刷子耗时20分钟，得工钱一毛，母亲日夜不停地做，一天能赚十几块钱。那一段时间我们吃的饭里总能发现猪毛。母亲还说过一句笑话：“人家吃饭吃猪肉，我们吃猪毛!”
我想起母亲夜里到村里给人家做人造肉的事。我想起母亲骑着自行车给人家分发报纸的事。我想起母亲蹲在焦场给人家砸焦块的事。我想起母亲推着自行车载着满满两篓子葡萄卖葡萄的事。……
“不上学就得受一辈子的苦。”母亲说，“辍学后，我除了看孩子做饭，磨面担水，还得到地里去劳动。那时是生产队，做工才能记工分，有工分年底才能分粮食。我到地里扦高粱，刨红薯，刨萝卜，摘棉花，苕谷子。五月装车拉麦子，拉石滚子打场，冬天沤粪倒粪往地上粪，哪有闲下来的时候?那时我还小，力气不足，记得有一次，顶著四五十斤的棉花包往地头走，棉花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头上脖子上都是汗，头都不知道被压到哪里去了!那段路好长好长呀，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我能听到地头的人在说笑，真真切切的，可我就是走不到那儿。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永远也走不到地头了!我绝望透了!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可您还是坚持下去了，”我说。“后来地头活就不在话下了!”
母亲说：“人总得给自己找活下去的理由，得学会给自己找乐子，这样才能活下去呀!比如掰玉米棒子，那么长的地身，人钻进去谁还能看见谁?我们就在里面偷偷烧玉米棒子吃。生产队长一看地里冒起了青烟，就喊起来了：‘哎，谁在那边烧玉米棒子啦?'我们就赶紧抹抹黑嘴，笑着跑散了!”
“那有什么事是你最开心的呢?”
“要说最开心的事，是那天我跟小姑姑俩人背着筐子到后冈坡去拾羊粪蛋儿。拾羊粪蛋你知道吧?这也是队里分派的活儿，一般都派给小丫头小媳妇，地头活刚刚上手，又没有大气量，就让做这个。每人背一只小筐子，手里拿一把扫帚，一只破铁锹，到冈坡上跟在羊群后面，专门扫拾羊屙下的羊粪蛋儿。回去倒在粪堆上，拉到地里做肥料。你问这臭不臭?不，一点也不臭，羊刚屙下的羊粪蛋还有种特殊的青草味儿。我们捡呀捡呀，一直走到离村子很远的地儿。我们都累了，坐在山梁上，吹着风儿，晒着太阳。前边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水哗哗哗地流着。我们就那么呆着，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
我不说话，愣愣地看着母亲。
“一个从上面下来的女知青，正在河边洗头……洗完了又梳头，梳了好大一会儿……总算梳好了……她长得真好看，皮肤白白的，眉眼也俊俏……忽然一条胳膊搂上了她的的腰。一个男人!一个和那女知青一起下来的男知青搂往了她!他们……亲嘴了!”
母亲的表情有些难为情：“那是什么年月?发生这种事情!看到也是一种罪过!我和小姑姑慌得跟什么似的，心想赶紧离开那儿。我们背着小筐子，拿着扫帚和破锹，跑得飞快!过一条小溪时，我们没有踩稳石头，脚滑进了水里!两只鞋子全都湿透了!后来，我们回到了村边，心里不害怕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忍不住笑起来了，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母亲。母亲严肃地对我说：“我想，那就是我在1971年遇到的最开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