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柏杨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是他于1968年至1977年期间在狱中写成的。该书被列为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10部书之一，最近由同心出版社推出的、其亲自审订、重新配图的版本，是目前内地最为权威和完整的版本。
《中国人史纲》（全三册）柏杨著 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定价：75.00元
《中国人史纲》是一部旧书。当年读时，如受电击；十多年后重读，百感交集。
在白话国史著述里，一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极力赞扬的，如宣扬中国文明的灿烂、伟大等的书，这是接续了宋以后的儒家文化史观、精英史观；一种是极力否定的，认为中国历史充满了杀戮、肮脏、苦难，这是一种黑暗史观、专制史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虽属于后者，但仍堪称独特。这是一部在监狱里写成的史书。
这个看过地狱的人讲历史，跟学者在书斋里的讲史自然不同，对个人生存的高度重视，使他对以往的统治者充满了蔑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帝王将相不过是人渣而已，是心智可笑可怜亦极可恨的罪人。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千年以后我们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绝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朝廷。”
柏杨的力量在于，他既有《资治通鉴》这样传统史书的基础，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酱缸”理论。
他对历史绝不缺乏“温情和敬意”，他称道中国人的文明成就，但更直面中国人的“丑陋”。
自宋开始，中国的制度、文化成为士大夫们寄生的乐园。这个精英群体称道礼教、名教治国，自己却太没有识见和节操。在濮议事件中，“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在南宋面临亡国之际，“蒙古兵团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进抵临安。宋政府已经瓦解，包括宰相在内的当权官员，以及日夜都在思念忠君爱国的道学家士大夫群，大都逃走。”在大礼议事件中，“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以至于后来郭嵩焘给李鸿章写信，仍感叹这个寄生的阶层，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因此，宋明以后的中国灾难，更多地属于文明退化后的报应。就像黄仁宇等史家承认的，在这种文明里，没有人能逃脱，没有人有安全感。人人都有了“行货感”（王小波语），天理、道义撕破了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人性之善，于是地缘、家国也显出狰狞。
当年读柏杨，少年意气，只看到自家文化传统的悲哀，看到先人们的可怜；十多年过后，对历史的解读越来越近于传统文人的感怀，多是不及物、不用时事的空洞想法。
我们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正义仍是匮乏。历史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无论是孔子集大成并侧重于儒家的历史写作，还是司马迁那样倾向于道家的历史写作，都使得个人的言行获得了不朽的意义。但现代的史书写作，少有维护这种中国式的宗教信念。
我批评过唐德刚先生的三峡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他们建立的历史评价系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而无视个人的努力和人生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任务的大历史观里，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个人似乎是不幸的、无意义的。历史主义笔下的个人言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使然。
我们今天仍活在这种种史观的阴影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尽管有着尊重个人尤其人民的底蕴，但仍属于这种决定论式的史观。只不过，他是文化决定论者。在这种史观作用下，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比如说杨广、完颜亮等人患有“大头症”，这类解读近乎市井理性；或者以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古人，比如说，“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才能，但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此外，就是把不能为理性解释的人物事件归为谜。
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触目皆是。于是，同样写历史人物，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我们现在也能常见的中国人，柏杨笔下的项羽则让我们高高在上地以为西楚霸王“低能”。这样说，当然是对前贤的苛求。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历史，柏杨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便、一种参照。何况柏杨的中国史是这样明快可读，他总结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人牢记，那些历史轮回的人物事件，如果今人蹈其覆辙，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诚使“后人复哀”也。
每一代人都期待新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写作是要综合他们当代的经验、新的观念、新的材料发现，更重要的，是要融进他们一代人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评判。这种中国史书传统，是中国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传统在宋以后中断。宋明大儒用道学、理学来寻求中国人的意义，使得史书成为帝王之流的“家谱”。好在民间仍牢牢地守护着历史的良知、正义，守卫着对历史的信仰，用历史来规定人生的意义。在《三国》、《水浒》一类的书里，中国人一直在施行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裁决。
这种对历史叙述之庄严虔诚，对历史人物的爱恨悲悯，安慰了在罪苦里跋涉的芸芸众生。今天，柏杨、唐德刚、黄仁宇们的努力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起点，一种不同于教科书、传统史书一类的个性写作，“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等待另外一种声音。”
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尽管文明的发展已经使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能够戏说之，但在东亚国家多能健康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之际，能够在小说、影视创作里平常地看待自己的过去之时，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毛泽东在《咏史》中说：“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足乔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