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下午，因为北三环上的一起车祸和随之而来的大塞车，陆川错失了与我一起向徐克致敬的机会。这样的机会，随着电影百年的远去，将变得越来越稀有。在新的电影百年里，电影的技术门槛和商业化浪潮势不可挡，一个
导演将很难再仅仅靠自己的一个名字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欣赏和不断忆念，对电影人的致敬也很难再仅仅靠一种朴素的真诚来吸引这么热烈的围观与赞叹。
热闹的聚会与衷心的赞叹当然是好事，对电影一百年的热爱与记忆需要一个更加贴近的场合来表达，一百年来值得记忆的电影人也应该在这个场合获得“不被遗忘”这样一个最高的奖赏。拍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的谢晋老先生而今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在接受致敬时说的话令人感慨，他说在新京报致敬的25个电影人里，他是活着的最老的人。和谢晋相比，另外两位到场接受致敬的导演侯孝贤和徐克还算青年，其实也已须发斑白。娱乐就是这样残酷的事业，能够战胜记忆，不被遗忘的，只有那些真正的明星。
但是这样大腕云集的热闹场面也容易导致一个误解，仿佛这样的场面才是一个辉煌的结果，前面所做的一年功夫都只是铺垫的过程。我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看来，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那些愿意从上海、从台湾、从香港远道而来，赶赴一个传统媒体举办的小型纪念会的电影界巨星们，他们决不是为了场面而来，和金鸡、金马、金像相比，我们的场面只能用朴素来形容；他们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来，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手模证书，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为了表达理解和热爱。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到现场？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一年来，这张报纸一直在用一种朴素的激情对电影和电影人的价值进行重新展现和理解，在花团锦簇的电影界，这种朴素的工作如此稀缺，以至于一年内，不同层面的电影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新京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专版的关注。费穆的女儿费明仪，一个仪态万方的老太太，特意从香港赶来，她说“你们对费穆的报道非常好，你们很了解费穆”；侯孝贤反复对我们说，我八年没有来内地了，杨彬彬之前一直在跟我通电话，当我看到他拿着一束花在机场等我的时候，我说这个活动我一定参加。所以，单就这个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活动而言，是电影人捧媒体的场，而不是媒体捧电影的场，如果说媒体的力量，这就是媒体的力量，朴素而真诚的报道努力，比花团锦簇的商业运作要有力得多。
我亲爱的同事孙献韬说得好，“电影兴亡，媒体无责”，与我心有戚戚焉。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非媒体不关心电影兴亡，而是媒体只能用媒体的方式关心电影。身为新闻人，念兹在兹的总是新闻价值。我以为新京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最大的价值仍然是在朴素的新闻本体上。
朴素，是新京报所选择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方式。要说我们做了什么，其实也就是配备专职的记者编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间断地每天拿出一个版来报道中国电影一百年来的故事。这样的报道模式，新闻学上恐怕还没有定义。考古学报道里有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式报道，但是一般而言，都是一时一事一地，没有谁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对一个历史阶www.haiyawenxue.com 段进行全面回顾与发掘。五年前，我们在南方都市报尝试过“一日看百年”，在千禧年前用一年的时间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因为没有专职记者，完全靠史论作者挖掘立论新意，其余多为图文资料重整与编辑，只能算是难得的编辑学尝试。新京报的“中国电影百年”系列报道，其突破意义在于创造了一个历史报道的新体例，我把它命名为“对历史的动态模拟系统报道模式”，即在历史报道中，模拟历史发生发展的顺序，系统地展开层层递进式的系列报道规划，以新闻报道的方法对该历史阶段的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和历史资料进行有效回访和梳理，挖掘出历史的新闻价值。
这样的方法，如果说开去，应该是《光荣与梦想》的治史方法。相比威廉·曼彻斯特，我们有幸拥有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共同打造中国电影百年报道，集两年之力始成。所以说，朴素的方法，也就是硬功夫，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累人。为什么传媒少有人用这样的新闻方法？原因即在于此。另一个原因是，当下传媒因为受市场压力，定力明显不够，新闻讲究的是时效，在不断变动的新闻世界，一个长效的决策要面对很多新的诱惑，必须是愿意涵养人文底蕴的、沉得住气的媒体才能做这样的决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新闻方法决策风险太大，必须有非常顺畅的内部运转机制，才能够决策实施。我今天辛辛苦苦总结了“对历史的动态模拟系统报道模式”这样一个新闻学术语，算是对得起十多个一起干活的团队了，不过，必须慎重提醒的是，这种报道模式要慎重决策和使用，其适用范围恐怕并不宽广。
《中国电影百年》上半部分结集出版后，不断接到电话问下册什么时候出版。
12月17日上午，火红色的下册终于赶在纪念活动之前热乎乎地捧在手中。对于新京报文化娱乐编辑部的同仁来说，这才是他们作为新闻人最大的收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同学发来信息，告诉我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正开元旦晚会，一个男生正用吉他弹唱新京报社歌《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在感动与感慨中，我必须再次引用我在《中国电影百年》前言里的那句话：让我们把这些微小的成就献给《新京报》，没有坚定的办报理念，我们无法实践这样纯粹的人文事业。
两年，我们真的很幸运。(李多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