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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干净的写作

时间:2012-12-08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佚名     阅读:

好像就在北京,有一位记者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平原》的意义是延续,不是开拓。

 

我同意。虽然拥有了比《玉米》更为开阔的空间,更为专心的关注,但是,《平原》的延续性还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作家,这里的干净不是清洁,而是彻底。在我写完“三玉”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玉米》的家门口还有一块更加广袤、更加肥沃的土地,我要刨开它。这是一颗标准的农民心,而不是一颗艺术心。

要是认真地考察一番的话,我是有一颗艺术心的。艺术心的标志是开拓,开拓,开拓。说得好一点,那叫创造,说得差一点,那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说得更差一点就不妙了,简直就是熊瞎子掰棒子。必须承认,我,乃至于一批中国的小说家,在“创造”面前是有些神经质的,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自己成为文学的爱迪生,依靠不停的发明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

问题是,文学不是科学发明。文学自身有它的延续性,创作自身也有它的延续性。有时候,打开一扇门之后,你会发现,不远的地方还有另外的一扇门。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搜刮一空,然后,掉头就走,还是耐心地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门,这里头是有区别的。这里头就有一个“干净”不“干净”的问题。

名字控

还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当时的《钟山》编辑部的范小天,他批评我的小说“不干净”,用语激烈。经过一番争论,我明白了,我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小说”。我只是把别人认为是“小说”的东西塞在了我的文字中,而真正属于我的“小说”则一笔带过了。我的小说中垃圾多,因而一“不干净”;在“小说”处不彻底,因而二“不干净”。

附带说一句,范小天也许是当时最好的编辑之一,而无疑是对年轻作家最为用心的一位编辑。我感激他。

现在,我对“干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不仅仅指涉一部作品,它也许还指涉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

所以我爱“干净”。但爱干净就得有耐心。你不能像阿Q那样高呼“同去”,等你在一间房子里搜刮一遍之后,即使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你可不能“同去”,你还得静下心来,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可能。

惟一的后果是,你会被别人说成“农民”。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一个艺术家被别人说成农民当然是麻烦事,可是,一个农民被人家喊成农民,和一位领导被人家喊成“领导”是一样的。相反,在我的家乡,你如果把猪圈旁边的一位小嫂子喊成“美女作家”,有种的你就试试。

现在,回到《平原》,我还有几句话想说。《平原》是延续的。在我写《玉米》的时候,老实说,我是鼓起了一番勇气的,因为那时候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都市青年在床(或沙发)上,几乎是一阵风。床(或沙发)上才有“真正的现代人”嘛,床(或沙发)上才有中华民族的“人性复苏”嘛,不上床(或沙发)就“虚伪”嘛。这个我们可以回忆得起来。写《玉米》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犹豫:这样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吗?还是我的固执帮助了我,我就是要写。

但写完了“玉米”、“玉秀”、“玉秧”,我依然觉得“不干净”,这种“不干净”缘自我对上个世纪70年代的认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这一代作家去再现、挖掘、总结。就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陈晓明教授语重心长地重复了西方学者的“历史终结论”,他的好意我是懂得的,他是希望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中国作家早一点跟上西方学者的步伐,能够创造性地开拓中国文学。老实说,我想跟上西方学者的步伐,我也想创造性地开拓中国文学。可是,我是小气的,也是有私心的。我必须首先满足一下自己可怜的内心,我要把我心中最要紧的话讲完。谁让我是中国人呢?谁让我出生在1964年的呢?都让我这个没出息的人摊上了。如果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先讲完,我的小肚鸡肠就不舒服。我要延续我的劳动,我必须说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平原》。

伟人毛泽东教导我们:“有屎就拉出来,有屁就放出来,这样就舒服了。”写完了《平原》,我舒服多了,踏实多了,也干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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