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在十字路口等绿灯过马路，我就站在她对面的路口看着她，觉得很有趣。
刚刚在青春期的少女有种奇特的心理，只要一离开家门，她就会觉得街上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她。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表示自己的毫不在意，她总是会把面容稍稍抬起，做出一幅目不斜视无邪而又严肃的样子，尤其在少女孤单一人处在群众之中的时候更是如此。看着她那样辛苦费力地慢慢走过马路，我不禁微笑了起来，天知道！整个十字路口的人群里，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在注意她呢？在这些为了生活匆忙奔波的人群里，有谁有时间站住了来细细端详一个青青涩涩的小女孩呢？
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匆忙地越过了她，妇人的年龄也许刚过四十，也许只有三十五、六岁，但是她的穿着和面客已经到了可以说毫无修饰、甚至毫不掩饰她的困顿与忙迫的地步，她是真正地被生活蹂躏到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丝毫不再能在意的程度了。
妇人与少女都越走越远了，我仍然站在原地，想着时光怎样改变人的心和人的面貌。想着二十年的岁月可以有这样剧烈的改变，这样遥远的差异，不禁怅然。
马樱丹
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学会了逃学。
要逼得我逃学的课不是国语也不是算术，而是劳作课。
劳作老师很凶，很黑很瘦的妇人，却常在脸上涂了过多的脂粉。
劳作课要做纸工，把彩色纸裁成细条，要反复编结起来，上下交叉，编成一块小小的席子。有那手巧的同学，会配颜色，不同色的纸条编在一起，可以编出象彩虹一样的颜色来。
而我什么也不会，剪得不齐，折得不整，也根本没办法把那些纸条编在一起，总是会有些掉出来，有些跑开去。满头大汗地坐在教室里，老师逼急了，我就逃学。
逃得也不远，就在学校旁边的山坡上。山坡没有大树，只长满了一丛又一丛的马樱丹，足够遮掩我小小的身体。我一个人躺在花下面，阳光总是柔和的，无所事事的我摘着马樱丹，仔细观察着那些象彩虹一样的小花朵，我想，我对色彩的初级教育应该就是从那些个逃学的时刻开始的。
从香港到了台湾，满山仍然是一丛又一丛的马樱丹。新竹师专后面的山上也有着一片和童年记忆里非常相似的山坡，住在新竹的几年，我常带着小小的慈儿爬上坡去。在柔和的阳光里，我们母女俩采摘着花朵，听着远远坡下传来的学校里的钟声，总会有一些模糊的光影从我心里掠过。
而那样的日子也逐渐远去了，一切的记忆终于如光影般互相重叠起来。只有在我经过每一丛马樱丹的花树前的时候，他们才重新带着阳光，带着钟声，带着那彩虹一般的颜色向我微笑迎来。
鸡蛋花
在香港的那几年，应该算是难民的身份，幼小的我，却从来不曾察觉。
父母把我们都送去了学校，我用刚刚学会的一点点广东话忙着在学校里交朋友，放学以后，就会有同学带着我到后山的树林里去玩，采酢浆草，或者采鸡蛋花。
那一棵鸡蛋花树就长在山较上，树很高，枝叶很茂盛，我们爬到树枝上稳稳地坐着，然后伸手摘取那些一朵一朵内黄外白的小花。花好象永远在开放，任我们怎样摘也摘不完，我的童年好象总是坐在那棵树上，坐在香香甜甜的花丛里。小手心里捧着的是后来终于都散失了的花朵，但是我到今天还记得和我一起爬过那棵树的朋友们的名字，她们有人叫做如霞、有人叫做雪梅、有人叫做碧璇。
过了好多年，我在台湾读了大学之后又出国读书，路过香港停留了两天。我就一个人跑到旧时的学校去。学校没有什么改变，有的老师竟然还记得我，只是操场变得很小，后山的树林原来也只不过是一小块长着杂树的山坡地而已。我在树丛间的小路上慢慢走着，终于看到了我的那一棵鸡蛋花树。
树好象也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在开着香香甜甜的的小白花，我微笑地抬头仰望，仿佛仍能看见当年那个小小的我坐在枝桠间。
枝桠没有人影，树下却坐着一个静默的人直对着我瞪视，衣衫陈旧破烂，皮肤不知道是脏还是生了病，斑斑驳驳的，年纪大概只有三十岁上下，可是对着我瞪视的双眼却有着一种很奇怪的苍老神情。
直觉上我以为他是一个疯子，所以我转过身就跑起来了，原来一个人走在小路上那种怀旧的温柔心情都没有了，只觉得害怕，怕那个疯子会从我身后追过来。
然后我才突然醒觉，那个人不是疯子，他是难民，他是那种在大饥饿的逃亡浪潮中留下来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