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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修

时间:2012-11-0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毕淑敏  阅读:

  倪正有个朋友在公安局,常从倪正的摊上混双小孩鞋。时间长了不过意,说:“我们那儿有电脑,你不想查查以前认识的谁谁,现今在哪?”

  倪正没什么可查的人。该有联系的,搬哪去也知道下落。该没缘份的,把名字地址写小本上也白搭。突然,一个名字像氢气球似地从记忆的深海浮了出来,塞在他的喉咙口。

  别!还是别打听她!

  倪正把这触目的红气球强压进心底。可是从此他不得安宁。终于有一人,他去找朋友说:“帮我打听打听汪学勤吧!”

  “女的?”

  “女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小学老师。”

  “30多岁?”朋友颇有深意地歪着头。

  “对,30多岁。”倪正眼前出现了一位端庄的女人,穿敞领很大的制服,好像那是两片葵叶托者她的脸庞。

  “明天听信吧!”

  “哎,错了错了!”倪正两手一拍,清脆地如同塑料鞋底击在一起。“那时候30多岁,现在25年过去了,该是靠60的人了!”

  小时候教过你的老师,在学生眼睛里,似乎永远年轻。

  朋友把地址送了来。倪正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汪学勤,现已退休,住在郊外的卫星城。

  倪正给小学时的中队长,现在的女记者姚小蒙打电话,约她一块去看汪老师。他不愿单独去见老师。“下课后你单独到我这儿来一下。”对所有的孩子,这一句话都具有持久的威慑力。

  “你怎么突然想起扎她来了?”

  “不是突然。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想找她,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咱们再约上乔一水吧!她现在是医生,主治医师。当初是咱们三个人。现在也许是咱们三个。”女记者说。

  倪正用的是公用电话,已经有两三个排在他后面,像准备玩老鹰抓小(又鸟)的游戏。“由你安排吧!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他预备搁下话筒。

  “你是发起人,怎么反倒成了我召集?”女记者骇怪地叫起来。

  “别忘了,你是中队长,而我不过是个普通队员。”倪正觉得这理由天经地义。

  “那乔一水还是大队长呢!”姚小蒙很愿意延长这种谈话,它使人觉得年

  倪正回到家,修了胡子刮了脸,又叫老婆预备了一套西服。最后把这几天的晚报重新后了一遍(他没订别的报),把国家大事说了说,预备那个女老师提问。想了想,再没什么可准备的了,便安安静静地开始等通知。

  天下雪了,倪正的雪地靴卖得挺快。他突然用余光瞟到两位气派不凡的女士站在一旁,虽没看清脸,也立刻停止了同顾客的讨价还价。他得让小学同学记忆中那个诚实厚道的小男孩永远活着。

  真是她俩!姚小蒙穿一身大红色太空棉防寒服,喜庆得如同一根笔直的二踢脚。乔一水脸色苍白,从头发梢卫往外沁着药气。

  “刚下夜班。”乔一水轻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在太阳穴的内侧,宁静地注视着倪正。

  瞎!大队长就是大队长!这一眼,就让倪正回到了当年俯首听命的位置上。

  “我同汪老师联系上了。她在家养病,随时欢迎咱们去。”姚小蒙面向乔一水说。

  “我回去换套衣服。”倪正也向乔一水说。

  “不必了。去看老师,又不是当新郎倌!你当年拖着两筒鼻涕,汪老师也没嫌弃过你啊!”

  假如是别的女人这样说倪正,倪正会火的。但乔一水从小就是这样对倪正讲话,反倒亲切。

  “既然是去看病人,空手不好。”姚小蒙说。

  倪正本来想说从自己摊上拿两双鞋吧。有一种适合老年人穿的棉鞋,脚踩进去就像陷进面包里,暖和极了。又一想,从自己摊上拿,显不出贵重。就是她们终于决定要送同样的鞋,也一块到国营商店去买。

  乔一水说:“咱们一边走一边看吧。什么东西像萤火虫似地在咱们眼前一亮,就说明咱们都看上它了。甭管多少钱,买就是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猜大家都不会吝啬的。”

  倪正随两位女士走在繁华的街道上。他绝对要比她们想像的富,他在提醒自己:一会掏钱的时候不要太大方,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就多出钱。三一三十一,大家均摊。不能让一位大夫、一位记者心里头失去平衡,她们虽然名气大,手头肯定不宽裕,不能在这上头压过了她们,让大家不痛快。就是想对老师表示心意,这回认了门,下次自己多提点礼物去看看,不是更好吗!

  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冬流行大披肩,像床单一般大的围巾,把女人们裹得如同襁褓中的婴儿。两个女人站住了。

  “给汪老师买条大披肩吗?”倪正问。

  不。不。两个女人开始移动脚步。在那一瞬,她们想到的不是年逾花甲卧病在床的老人,而是自己。

  “你们说,汪老师会不会忌恨我们?”乔一水突然转过身问。

  他们面面相觑,这是他们一直在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的良心驮着这个问号走了二十五年,这个问号浸满了水,越来越沉重。他们去看望这个老女人,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解脱。

  他们是站在一家光怪陆离的玩具商店面前谈论这些话的。一群绒布猴子一只搭住一只,攀在透明的悬崖绝壁之上。

  “假如她那时不抽烟就好了。”姚一蒙说着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兀自抽了起来。

  “假如我们那次不到她家去就好了。”倪正说。

  “假如我们没看过那场电影就好了。”乔一水说。她开始漫步向前走,好像一只没有帆也没有橹的船。

  没有人能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许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老师。

  汪老师的家那时候在天安门附近。1964年的国庆节,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从未有过的盛大与升平。汪老师随口说道,在她家的小院里可以看到礼花在头顶开放,有一种绸布的降落伞,还曾挂在她家的桃树梢上。

  乔一水说:“汪老师,十一那天晚上,我们到您家去好吗?我们保证不打扰您,只在院子里静静地坐着。”她自知自己是好学生,而好学生总是比较敢讲话的。

  汪老师觉得自己过分渲染了国庆节之夜的美丽,而且这将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她与公婆合住,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她不愿拂了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好吧。不过你们不是在我家住一夜而是住两夜。”因为她家距天安门太近,从九月三十日下午戒严直到2日凌晨才解除。

  初次离家!这对少年们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全班学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大队长、中队长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去老师家。

  第一夜他们睡得很好,有一个崭新的节日在等着他们。第二天他们很早就爬起来了,预备每一分钟都与众不同地度过。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播音员在收音机里用夸张的声音热烈他说:看!农民兄弟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手里的麦穗像金子一样在闪光,棉桃像银子一样灿烂……

  在这段话过去大约十分钟,孩子们在胡同口,从大人们的胳膊缝和脖子旁的空档里,就看到农民伯伯和婶婶们走过来了,只是麦穗和棉桃都耷拉着。农民都是高校的学生装扮的,头天晚上在指定地点坐了一夜,刚才又着实兴高采烈了一阵,现在都无精打采的。乔一水最先失望:“这还不如过些日子新闻电影拍出来好看呢!”

  大家都有一种受了骗的感觉。

  回去吧。汪老师在自己家里忙着做饭。她平日工作忙,顾不了家,节假日就像赎罪似地干活,况且她这次又领回一帮半大不小的毛孩子。姚小蒙觉得汪老师对大伙还没有在学校时好。

  开饭了。汪老师怕孩子们拘束,就给他们在院子里单开了一桌。大家看着围着花围裙的老师.觉得很陌生。

  汪老师把饺子盛好,又忙着侍候公公婆婆去了。孩子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咬饺子,茴香馅的。乔一水父母都是南方人,从来没吃过这种馅的饺子,就说:“我不吃这种草做的东西。”姚小蒙也说:“这东西有一股中药味,跟咳嗽糖浆似的。”倪正原本是吃茴香的,一看大队长中队长都不吃,自己也不好意思说爱吃了。

  汪老师一看饺子剩了这么多,就掏出钱来让孩子们到街上去买点心。游行还没完,戒严着走不远,只在胡同口小铺里买了几块月饼,硬得像怀表,泡了水才咽下去。

  到了晚上,才发现站在外头看焰火简直是受罪,就像在太阳底下仰头看太阳似的,根本睁不开眼。还有纷纷扬扬的礼花弹皮,像雪花似地飘洒着。汪老师一家都躲在屋里不出来,只有三个孩子像小桃树似地站在院子里。

  终于等到放降落伞了。一串发着磷光的亮点在天幕上吱吱叫着乱窜,划出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在摇曳的银线就要熄灭的瞬间,一个个蝌蚪似的降落伞,陡地抖开在无边的苍穹。它们无声无息像候鸟似地迁徙着,被无所不在的高空凤吹得膨胀如睡莲。礼花尚未散尽的烟尘,在长空中留下斑驳的彩雾。降落伞钻过它们的时候,被镀上美丽绝伦的色彩。降落伞像蒲公英花似的,抖一抖身躯,将瑰丽的颜色留在天空,它们洁白而又执著地向大地扑降下来。

  假如能捉到一只降落伞,所有的沮丧就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国庆节将无比美妙地飞翔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永远不会着陆。

  起风了,北京城极少见的正南风。风在半空中扬起翅膀,将所有的降落伞都驱进故宫深不可测的院落之中。

  汪老师以为他们很高兴。她最后一眼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像向日葵一样望着星空。她被亲友们拉去打麻将。她极少陪着玩这种游戏,因为亲戚们对她领回家的孩子们很宽容,她愿意让他们高兴。

  三个孩子躺在一张床上,久久没有睡着。他们刻骨铭心地想念自己的家,觉得这个阴冷的宅院莫名其妙。

  “汪老师骗人!根本就不会有降落伞落到这里来!”乔一水说。

  “骗人倒不是。怪南风。”倪正说。他在天空盯住了一朵降落伞,觉得它已经属于自己了。只要收紧线,降落伞就会像风筝似地回到自己手中。

  怨南风是很公正的,可怨南风解不了气。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嫁祸于人。比如小孩子不小心跌倒了,大人们就跺跺地说:多么可恶的地啊!

  “我要上厕所去。我一害怕就想撒尿。”姚小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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