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眼下是1968年，领的却是1967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
我当下就委屈得哭了。4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40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他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问起作文，我嚅嚅讷讷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夸了句：“好小子!”当我的成绩以第三名出现在分数榜上时，一家人欢喜得放了鞭炮，父亲也特地为我买了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安顿我，回去了不要自己误了自己，要多读书。
我走了，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
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里，就往大场上跑。队长在那里分配活儿，或者是套牛，或者去割草。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工分栏里满写着“3分”。那时候，队里穷极了，一个工分工钱是2分5厘，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报酬是7分5厘钱。
父亲夜里从学习班回来睡觉。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带着黑帮字样的白袖标，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每次出门，他都要亲亲我们，对娘说：“要真的不能回来，你不要领平儿他们来，让人捎一床被子就是了。”
说罢，一家人都哭了。娘总要给他换上新洗的衣服，父亲剪下领口的扣子，防止被绳索捆绑时，那扣子会勒住脖子。父亲一走，娘就抱着我们哭。但去上工的时候，娘一定要我们在盆子里洗脸，不许一个人红肿着眼睛出去。
多年的饥寒交迫、担惊受怕，使她的身子到了极端虚弱的地步，没过多久，胃病就发作了。每次犯病，娘就疼得在炕上翻来覆去。我和弟弟祈求过神明，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那支上中学时买的钢笔，却依然插在我的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是一个教师的儿子!
父亲对我说：“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抽空读读书，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每天中午收工回来，娘还未将饭做熟，我就钻到楼上，在那里铺一张席，躺着来看书。楼上很热，我脱得赤条条的，开工铃响了，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道湿湿的人字形的汗痕。
受饥荒的时期，我们开始分散人口：娘带着小妹到姨家去，弟弟到舅家去，我和父亲守在家里看门。
夜里不吃晚飯，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饥了。”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