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别人问我“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我有时不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这个“权”是什么“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如果是指女人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和权利，那么我就是女权主义者。如果是指用对立的态度向男性夺取“权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别差异，要求女人与男人做同样的事，然后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认同。毕竟，我们挑战的，是性别歧视的偏见，而不是男性本身。
在中国，女性已达到创业者的1/3左右，全球前十名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一半来自中国内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女性凭借在沟通、服务和团队协同能力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比重上升的今天显示出更强大的竞争力。
但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依然广泛存在，有形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依然制约着女性成长，这是不公平的表现。还有一种不公平，就是要求那些在职场上有所作为的女性必须独自完成所谓的“平衡”。
“你是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的?”是几乎所有女性精英必须回答的问题，似乎如果她们不能先把家庭“搞定”，就没有干事业的权利。更有趣的是，男性精英从来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他们的“私事”与事业无关。没有家庭层面的“伴侣”的支持和体谅，仅仅靠女人自己努力，就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生得了孩子，买得了新房……”，真是活生生地要逼出一代女超人了!
有年轻女性问：“到底是干得好重要，还是嫁得好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你需要让自己做这道选择题?干得好，是安全与独立，嫁得好是幸福感。二者兼顾不仅是女性的梦想，也是男性的追求。问题往往出在，你向“嫁得好”要独立与安全，向“干得好”要幸福感，结果可能都会失望。
每位女性，都有自己的偶像，我的偶像是我的外婆。她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的浙江绍兴。幼年时，按照旧传统，女人必须缠足，而且负责执行这一残忍任务的就是她的亲生母亲。因为疼痛，外婆彻夜哀号，终于让有了一些新观念的外婆的父亲无法忍受了。他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大城市的女孩不再缠足，我看就算了吧。”
就这样，外婆的缠足被终止了，她有了一双半大不小的“解放脚”。而就是这双半大不小的解放脚，让她能够在17岁那年，为了逃离包办婚姻，半夜出逃，一路东躲西藏，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上海，进入一家手帕工厂做起缝纫工，后来创立家庭作坊……回头想来，一位不识几个大字的乡下女孩，要有怎样的决绝，才能克服恐惧，向一个未知世界迈出自主的脚步?
我觉得那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这样的勇气，就是一代又一代女性内心的动力。女性的自由与平等，不是孤独的自我奋斗，而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接力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