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一年八月下旬，我和爱人下乡，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一位老人。我在当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进得一户农家，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坐在一块木板上，望着他家菜园尽头苍茫的黑龙江水……他对我说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丢了半叶肺，至今肺部还有两片弹片未取出来。他说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老人说到此气得直哆嗦。他说政府每月只给他一百多块的补助，连饭都不够吃，前几天他刚赊了一袋米回来。老人的儿媳埋怨老人这种状况无人关照，前两年有记者来访，走后也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我给了他一点钱，他坚决不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说这只是让你买袋米的钱，他这才泪汪汪地收下。”
我还记得从那儿回来后，我爱人联系这座村庄所属县域的领导朋友，请他们了解和关注一下老人的事情。不久后他还跟我说，事情有了进展。可是八个月后，他在归乡途中遭遇车祸，与我永别!与爱人相关的人和事，在那个冰冷的春天，也就苍凉地定格了!直到几年前，我听说某驻军部队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在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
爱人不在了的这十二年来，每到隆冬和盛夏时节，我依然会回到给我带来美好，也带来伤痛的故乡，那里还有我挚爱的亲人，还有我无比钟情的大自然!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我都能深切感受到。
比如火葬场的建立，在它开工之初，很多老人就开始琢磨着死了。因为那里的风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都为自己备下了一口木棺材，而火葬场的烟囱一旦冒烟，他们故去，就不能带棺材上路了。我还记得火葬新规是那年十月一日生效的，在此之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那些濒临死亡的老人做了普查，告知亲属，凡是死在这个日期之后的，必须火葬，棺材要么自己处理掉，要么上缴，统一焚毁。我姐夫的母亲，由于心肺功能严重衰竭，昏迷多日，仅靠氧气维持微弱的生命。医生都以为她活不过九月的，家人也为她打下棺材，可她却顽强地挺到十月一号，成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只因多活了一天，她的棺材只得劈了，作为烧柴，让儿女们痛心不已!那天送她的人很多，人们都围着焚尸炉转，想看看它是怎么烧人的，因为那儿也是他们最终的去处啊。活过那个日子的老人们，对有朝一日会被装进骨灰盒充满恐惧。我外婆在世时，提起火葬就咋舌，埋怨自己活得长，不能带着棺材去见我外祖父了。
处决死刑犯改为注射死亡法，在老百姓中也引发了不少的议论。有人说，杀人偿命不用吞枪子了，死刑犯死得舒服了，是不是杀人的罪犯就会多了?我知道在山间法场发生的故事，即将消失，在回乡过年时，特意去采访老法警，他们讲述的那些裹挟在死亡中的温暖故事，令人动容。我母亲当时还冲我撇嘴，说大过年的，采访杀人的事做什么?
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我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与我见过的“逃兵”和耳闻的“英雄”传说融合，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貌。
对这样一部描写当下，而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哪种形式进入更适合呢?我想到了倒叙，就是每个章节都有回忆，这样方便我讲故事，也便于读者阅读。
闯入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就有这样一个侏儒。她每次出现在我们小镇，就是孩子们的节日。不管她去谁家，我们都跑去看。她五六岁孩子般的身高，却有一张成熟的脸，说着大人话，令我们讶异，把她当成了天外来客!她后来嫁了人，生了孩子。我曾在少年小说《热鸟》中，以她为蓝本，勾勒了一个精灵般的女孩。也许那时还年轻，我把她写得纤尘不染，有点天使化了。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所以在《群山之巅》中，我让她从云端精灵，回归滚滚红尘，弥补了这个遗憾。
再比如辛七杂。在我们小城，有个卖菜的老头，我们家一直买他种的菜。有年春天他来我家，问我们想要多少土豆、白菜和萝卜做越冬蔬菜，他下种的时候，心里好有个数。他肤色黝黑，留着胡子，裤子和鞋上尽是泥，但面目洁净。那天太阳好，他站在院子里，说着说着话，忽然从腰间抽出烟斗，又从裤兜摸出一面凹凸镜，照向太阳，然后从另一个裤兜抽出纸条，凑向凹凸镜，瞬间就把太阳火引来了，点燃烟斗，怡然自得地抽着。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打火机或是火柴，他撇着嘴，说天上有现成的火不用，花钱买火是傻瓜!再说了太阳火点的烟，味道好!所以这部作品的开篇，我让辛七杂以这样的方式亮相。
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
伏案三十年，我的腰椎颈椎成了畸形生长的树，给写作带来病痛的困扰。再加上更年期的征兆出现，满心苍凉，常有不适，所以这部长篇我写了近两年，其中两度因剧烈眩晕而中断。记得去年夏天写到《格罗江英雄曲》时，我在故乡，有一个早晨，突然就晕得起不来了，家人见状吓坏了，不许我写作，说是命要紧，还是小说要紧?我躺在床上静养的时候，看着窗外晴朗的天，心想世上有这么温暖的阳光，为什么我的世界却总遇霜雪?无比伤感。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养病之时，我笔下的人物也跟着“休眠”，我能更细致地咀嚼他们的甘苦。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二十多年来，我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等，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与其他长篇不同，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长篇完稿，并不是划上真正的句号了。我将稿子传给了我始终喜爱的《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柳，以及九久读书人的杜晗。杨柳率先检阅了它，对它给予肯定，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着是杜晗，她说喜欢这部长篇的气韵。我静心等待《收获》的意见，程永新编务繁忙，直到中秋假日，他才抽出时间，集中精力读完这部长篇。他在邮件中写道：“你的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只这一句，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在出版之前，最后一个读它的是李小林老师。她既是我尊敬的编辑家，又是一位能够交心的朋友，她的艺术感觉一直那么敏锐。她在读完作品后，与我有过电话长谈。她欣赏它，但针对其中一章，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意见。这样我综合编辑们的意见，在十月又改了一稿，在落叶声中，终于将它定稿了。
尽管如此，我知道《群山之巅》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小说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但这种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发的动力。
让我在五十岁的秋天，以一首小诗来结束《群山之巅》之旅吧。
如果没有地壳亿年前的剧烈运动，
没有能摧毁和重建一切的热烈熔岩，
我们怎能有与山川草木同呼吸的光辉岁月!
激烈的碰撞和挤压，
为大地插上了山峦的翅膀，
造就了它的巍峨!
也许从来就没有群山之巅，
因为群山之上还有彩云，
彩云之上还有月亮，
月亮背后还有宇宙的尘埃，
宇宙的尘埃里，
还有凝固的水，燃烧的岩石
和另一世界莫名的星辰!
星辰的眸子里，
盛满了未名的爱和忧伤!
如果心灵能生出彩虹，
我愿它缚住魑魅魍魉;
如果心灵能生出泉水，
我愿它熄灭每一团邪恶之火，
如果心灵能生出歌声，
我愿它飞越万水千山!
我望见了——
那望不见的!
也许那背后是银色的大海，
也许是长满神树的山峦，
也许是倒流的时间之河，
也许是无垠的七彩泥土，
心里身外，
天上人间，
一样的花影闪烁，
一样的五谷丰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