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阿政在三年前分手，分手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大打出手。
是我首先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扯他的头发，把他的眼镜也扯了下来，他发怒，把我推倒在地上，我拿起梳妆台前面的一张木凳发狂地扔他，他的额头被我扔中了，流出鲜血，他怒不可遏，从床上跳起来，捉住我双手，把我整个人揪起，再扔在 床上。
我们都惊异于自己的野蛮和粗暴，一对受过相当教育的男女，最终竟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也许对一个人的怨恨，除了打他之外， 实在无法宣泄。
我跟阿政是因为工作认识的，十年前，我和他在同一间报馆工作。我刚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加入那份日报当记者，那是一份相当有份量的报纸。阿政是我的编辑，他比我早入行六年，也是我的师兄。
我很仰慕阿政，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记者，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他有女朋友。那个女孩子是别间报馆的记者，他们是同学，那位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出色的记者。
我不敢向阿政表白，几个月后，他与女朋友分手，听说她爱上了一个外国通讯社记者，而且要结婚了。阿政根本没时间伤心，就在那个时候，副总编辑派我和他到英国伦敦采访。
我们到达伦敦，那一年，天气特别冷，伦敦也下雪，我带备了各种御寒衣物，还包括一对雪靴，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下雪天穿一般皮鞋是不够的，脚掌会生冻疮，也很容易在雪地上滑倒。但阿政他只穿着一对普通球鞋，我看到他在雪地上滑倒两次。
“你没事吧?”我扶起他。
“没事，没事。”他很尴尬。
我想，他的脚在那几天内一定长满了冻疮，我看见他走路一天比一天辛苦。
“你穿什么尺码的鞋?”一天采访时我问他。
“七号。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他问我。
“没什么。”我说。
第二天，我在出发去采访前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七号的雪靴给他。
回到酒店，他正在大堂等我。
“你去了哪里?我们要迟到了。”他板着脸孔说。
“你先换上这对鞋，不然你那一双脚会冻坏。”我把那双雪靴交给他。
他看到那一双雪靴，很是感动。
“你……你用不着这么客气，多少钱?”他腼腆地问我。
“是礼物，你快换上它吧，我们要迟到了。”我催促他。
他脱下脚上那双球鞋，我看到他的脚踝已长满冻疮。
“有时候，我怀疑你是故意让自己受这种苦来忘记失恋的苦。”我对他说。
他把那一双球鞋扔进垃圾桶，没有理我。
我看见他穿着那双雪靴走在雪地上，心里觉得很满足。
在英国的最后一天，不用采访，我们去游泰晤士河。
“阿政，你忘了她好吗?”我问他。
“为什么?”他问我。
“没什么。”我没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不想看见你这么沮丧嘛!”
他从口袋拿出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跟我说：“给你的。”
我没想到他会送礼物给我，我问他：“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别理!”他一脸得色。
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问他：“好看吗?”
“好看。”他望着我说。
我们手牵手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我们的恋情在英国开始。
* * *
我时常觉得我配不起阿政，我那三年大学生活是胡里胡涂过的，阿政看的书比我多几千几万倍。他有才气，我很害怕他会爱上一个比我条件好的女人，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做一个配得起阿政的女人。
我和阿政一起三年后，大家都储到一些钱，我们看中了北角一个六百多尺的小单位，决定买下来，用作将来结婚。那时候，我是想嫁给阿政的，阿政也说过会娶我。
入伙的第一天，阿政抱着我绕着客厅和睡房走了一周，走到阳台，他作势要把我抛到街上，我跟他说：“好!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再没有人会这么爱你。”
他抱着我，他是不舍得我不爱他的。
同居的生活很快乐，我一直害怕两个人共同生活会影响感情，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发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在我们同居之后半年，一份新报纸即将出版，总编辑洪乐平是阿政的旧同事，他找阿政跳槽，薪水是他原来薪水的一倍，也请他带几个记者过去，阿政考虑了很久，新报纸的薪水虽然很高，但阿政却担心那份报纸办得不好，万一倒闭了，就会变成失业。他向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况且他也念旧，不舍得离开一直工作的报馆。我跟他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
阿政终于作出了一个他认为很明智的决定，他留下来，而我则到新报馆工作，那么即使新报纸做不住，我丢了工作，还有他那一份薪水，万一新报纸很成功……其实他没有想过新报纸会成功，不过他说服不了我，便让我去试试。
我在新报纸的职位是编辑，没有了阿政的照顾，许多事情我都要自己做决定，我想做一个和阿政一样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阿政的估计错误了，新报纸非常成功，销量还超过了我以前工作的那一份报纸。这个时候，他们当然不需要阿政。
我的工作受到洪乐平的赞赏，他很提携我，给我很多机会，虽然有时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从中得益不少。他处理新闻的手法比较煽情，跟阿政的做法不同，所以阿政常常批评我们做的新闻，我们会为一宗新闻的处理手法而吵架。
由于表现出色，我在三年间升职加薪数次，在行内也有人赞赏，我很高兴，因为我和阿政的距离接近了，从前经常有人在背后说我利用他，现在证明了我不是利用他。我要让人知道，我配得起阿政。阿政那时已是副总编辑。
也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和阿政出了问题，他怀疑洪乐平追求我。
“没有这回事。”我跟他说。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你?”他反问我。
我很气愤，阿政这样说，就是不认同我的才干，他认为我的发展那么好，是因为我的美色。
“你一直也看不起我。”我骂他。
“不是。”他为自己辩护。
“当初是你作决定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却不能阻止你爱上别人。”
“我没有。”我抱着他说，“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也是。”他紧紧地抱着我。
那以后，他没有再怀疑我跟洪乐平。
一年之后，我又碰上另一个发展机会。洪乐平准备大展拳脚，他决定脱离报界，成立一间公关顾问公司，那是一门潜力很大的生意，他找我当合伙人。
我跟阿政商量，他反对。
“好端端当一个港闻编辑，为什么要转行?”他问我。
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当一个天天去报道人间惨剧的记者。
“当记者可以有什么前途?”我反问他，“开公关公司是一盘可以赚大钱的生意。”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市侩?”他冷笑。
“你什么时候才肯变得现实一点?”我反过来问他。
“我没有你那么喜欢钱。”他说。
“所以你一份工作就做了十年。”我冲口而出。
“是的，我是个不会赚钱的男人，你去找一个会赚钱的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喜欢怎样便怎样。”他不再跟我讨论。
* * *
我答应了洪乐平跟他合组公关公司，我以为阿政会慢慢接受我的选择。
我们公司的生意比我们意料中要好，第四个月后已经赚到钱。我和阿政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一天，他要立即到北京，报馆的一名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拘留。每一次阿政出门，都是我替他收拾行李的，那一夜，我连替他 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我出去了。”他拿着旅行袋说了一声就出门。
那时是严冬，北京应该正在下雪，我想起了我在英国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我赶忙在鞋柜里找出那双雪靴，拿去给他。我追到街上，他已经登上一辆计程车了。
阿政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脚上长满冻疮，我觉得很内疚。
“你为什么不带那双雪靴出门?”我埋怨他。
他没有理我，摊在床上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