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手，贪婪地在浮起的那块半生的肉上掐了一小块，迅速地填到嘴里。以为谁也不没看到。妈妈在我头轻轻地拍了一巴掌。故意板起脸，佯怒着说：“就你馋”。我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妈妈噗地笑出了声。转身忙去了
我是家里的老幺，
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哥哥们穿不上的旧衣裳。宽宽大大的衣服，裹着我瘦弱的身子，走起路来，我的身体在里面晃来晃去。再加上不同颜色的补丁。邻居笑说。我就是戏台上的“白眼窝”。(我们方言里的小丑)
我屁股拧着，故意把搞怪的表情放在脸上。墙角下晒暖的婶子、大娘、嫂子们一个个笑的前仰后合，差点没背过气去。末了，她们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柿饼，或者一小把花生。我就又把做怪的事重新搞掂一遍。至于，她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想根本和我无关。
那时候的我，除了傻快乐。唯一的理想就是早点
过年。
我的家在不是山，也不是平原的丘陵地带。那里的山上长着稀疏的灌木丛，树们可怜的难以保命。地埂上的野山枣多的鸟都不吃。可是，能补贴生活的就是看不到头的贫穷。
都九零年代了，我们赖依裹腹的依然是玉米，红薯。如果不是过年过节。整年都是玉米窝头，红薯面谈条。吃的我看见就反胃。值的一提的是妈妈擀面的手艺。粗糙的红薯面，在她的手里，总能变成透灵的，均匀的面条。要不是那样，真不要知道，会不要会把我饿死。
隔些日子，我总要问妈妈，还要多久才能过年。妈妈总是那句话：“快了，过年的时候就过年”。于是，我眼巴巴地期待着。
很多时候，我总是傻傻地问妈妈：“是不是明天就是新年了”。
妈妈不回答，我就不睡觉。妈妈让我闭上眼。轻轻地告诉我。只要你听话，快点睡觉，年就来了。就这样，我在梦里不知道过了多少次幸福快乐的新年。
我穿着崭新的衣服，口袋里一边是花炮，一边是瓜子糖果。出到门口大声吆喝。我有放不完的花炮，吃不完的糖果。我拿出一个花炮。对面的那小子。猝不及防地就伸出了香“砰”的一声。花炮炸在我的手里。我痛哭不止。醒来后，我还睡在床上，枕头上的眼泪真实的证明着梦境的虚幻和残酷。
头。“砰”的一声。花炮炸在我的手里。我痛哭不止。醒来后，我还睡在幸福快乐的新年。
事隔两年，爸爸教师的名头前面的“民办”改成了“公”字头。我最小的哥哥也结了婚。最重要的是爸爸得到了一笔补发的钱。那是他以前的补偿费。全家人都沉浸在无限的快乐和幸福中。
晚饭时，父亲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说今年的肥猪不再卖来换钱。杀了后一两也不卖。分给哥哥，姐姐们一些。剩下的就我们自己吃了。
我看到妈妈半张的嘴，差点合不上。看着父亲像不认识一样的紧紧盯着不放。嘴里说，你爸是疯了。
我是不管三七二十几的傻高兴。
我缠着爸爸问，今年是不是给我买新衣服，让我吃好多好多的肉。爸爸说还不止这些。说放假的时候要带我去县城。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于是，我的梦里就又多了一个看不见的期待。不过，我始终没梦见县城的模样。因为我真不知道县城是什么样的。
日子总是要过去的。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抒情散文
爸爸终于放假了，那天睡觉的时候。爸爸告诉我，明天就带我去县城。不过去要我早点睡。那一夜。我出奇的听话。不过我大半夜都没睡着。在心里想象着，我就要去的县城。
那次县城之行，不但让我知道了。马路上铺了柏油，地上不种庄稼，种的是可以上上下下的高楼。吃完饭不用刷碗，而是掏了钱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商店里的东西很多，不掏钱人家又不让拿。桔子、苹果等除了长在树上以外。还可以装在筐子里换钱。那个方框子里，还能看到走来走去的小人。父亲说：那叫电视机。
我不但买了新衣服，还额外得到了一本书和一个胶质手枪。回家后的几天，我又被同伴封为“司令”指挥的他们晕头转向。他们的目的就是玩一小会儿手枪。
过年前的两天，父亲把猪赶出去杀了。怎么杀的我不知道。只是看到那些肉，我的口水流的都有三尺不止。恨不得把带血的生肉啃上几大口解解馋，才过瘾呢!
喷着火舌的灶台，把锅里的水烧的翻滚。四溢的香气不断地挑逗着我的馋欲。
趁妈妈不注意，我伸贪婪的手。在翻腾的肉块上，狠狠地掐下了一块。送到嘴里贪婪地大嚼特嚼。本以不曾被人发现。谁知妈妈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故做生气的说：“就你馋”。我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妈妈噗地一声笑了。转过身竟自忙去了。
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过年而牵肠挂肚，日思夜盼过。可是我依然会常常想起，小时候的年，清贫中的快乐。那时候，肉是香的，花炮是响的，快乐是纯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