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长春的一所大学教英语，有个叫奥巴赫的美国外教老太太，送我一套绘本大师谢尔(Shel Silverstein)的诗集：“这里都是些男孩子，没有女孩的事”——那是她任教期满准备回国前的一个下午，她把书递给我，语气中弥漫着美国中部雨季的暗淡与伤感。奥巴赫来自南伊利诺大学，而接替她的是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史密斯先生。
我知道，这套书是对我两年来与她合作教课的回报。谢尔出生在芝加哥，也是伊利诺州人，参加过越战，后来自学成才，凭一支笔和一把吉他闯世界，在美国是妇孺皆知的童书作家，同时还是剧作家、词曲作家、插画家、诗人、歌手和电影配乐人，被称为“文艺复兴”式的全才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棒到都不需要自吹自擂了”( I'm so good that I don't have to brag)。就连他的书，也都出得那么棒。谢尔很在乎出书，不仅坚持自己做插图，而且坚持只做精装书。每次付梓，都要亲自检点，挑选版型和纸张，包括装帧的细节，从封面到封底，甚至每一个画面和跨页的编排，都力求唯美。
奥巴赫送我那套诗集是Harper Collins 的特别版，封面是彩色的漫画，里面是黑白的漫画，一共七八本的样子，紫色封套上印着烫金花草，精美极了。我记得奥巴赫女士的手指(像几根粉笔似的)划过封套上其实已经很抽象的花草图案，说你知道吗，这可是native violet(野紫罗兰)，我们伊利诺的州花。如果你见过芝加哥河流入莫希干湖，那里的草都是高草，有的高达6英尺，就像你的姓氏：tall, high。当然，我们还有bloodroot(血根草)和dogtooth violet(狗牙兰)。这些野花每到April(四月)就没头没脑地开，像没记性的孩子，把December(十二月)的寒冷全忘了。
奥巴赫对故乡的自豪感让我很快就沉浸在谢尔的这些书里。并且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除了诗人，还有儿童诗人，就像美国除了惠特曼、弗罗斯特、史蒂文斯、朗费罗、休斯，还有这个叫谢尔.希沃尔斯顿的家伙。照片中的他总剃着光头，就像个难得有幸被谁委托照料孩子的流浪汉，于是就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多才多艺、奇思妙想、趣味横生地为孩子们写诗。80年代初，那时谢尔的儿童诗应该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作为英语教师，就像报春的燕子，我可能是他在中国最早的读者之一。有段时间，我简直迷上了谢尔，每天晚上都要读几页才能入睡，并且一边读一边想象着他故乡的草原。
确实，谢尔的诗是非常伊利诺的。有一首《橡树与玫瑰》，橡树说：“我并没有长得那么高，只是因为你还是那么小”。在我的想象中，这橡树一定又高又白，因为奥巴赫说过，伊利诺的州树就是白橡树。还有《谁要一只便宜的犀牛》，说有一只犀牛被拉到镇上叫卖，胖墩墩的，羞答答的，但要是买回家的话，它可什么事情都能替你做。伊利诺是“草原之州”，风吹草低的地方，可能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犀牛。还有《鳄鱼的牙疼》，一条鳄鱼哭咧咧地去看牙医，张开大嘴让牙医进去拔牙，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奥巴赫说，伊利诺州有个雁湖(Goose Lake)，那里的鳄鱼样子并不凶猛，却喜欢流泪。中国古诗中有“一曲伊州泪万行”的句子，想想有趣，这一万行的伊州泪，至少有五千行是属于鳄鱼的吧。
2.
在谢尔的诗集中，我认识了许多男孩。奥巴赫说的对，这里是男孩的世界，虽然也有女孩，但主要是男孩。比如有这样一个男孩，认为自己是父亲最聪明的儿子，父亲给了他一美元，他跑到镇上去和别人兑换，先换到两枚镍币，接着又换成三枚小币，总之是不断以少换多，换来换去，最后是用一美元换到了“整整五个便士”，回去向父亲炫耀，得意地看着父亲为他骄傲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个男孩，整天向天上抛石头，有一次竟然把太阳击落了，世界变得一片漆黑。还有一个男孩，希望自己只有一英寸高，这样他就可以骑着昆虫去上学了。还有一个男孩是斑马的哥们儿，他这样问斑马：“你是有白条纹的黑马，还是有黑条纹的白马?”斑马听了，也反过来问他：“你是个有坏习惯的好孩子，还是个有好习惯的坏孩子?”这样的对话，真的很有意思，由此我开始喜欢斑马。我觉得一匹斑马的美，就在于它的黑白分明，看上去如同一幅漂亮的中国书法，而其中最好看的，应该就是斑马版的《兰亭序》。
柏拉图有句名言：美是难的。但可能不大有人知道，柏拉图还说过：男孩也是难的。我查过英文，原话是of all animals the boy is the most unmanageable，出自柏拉图对话录的《律法》篇，译过来就是：“在所有的动物中，男孩是最难弄的”。先不说这个范围状语，何以要把男孩放在动物中作比较，至少在古希腊人心中，美的难度和男孩的难弄想必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谓“美之难，如少年”。
英语中的boy, 中文可译成“男孩”，也可译成“少年”。反之，中国人所说的少年，很多时候也可理解为“男孩”或“boy”。杜甫诗：“宗之潇洒美少年，举杯白眼望青天”，那是一个喜欢饮酒的男孩;李贺诗：“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那是一个喜欢幽思的boy。还有陆游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蒋捷的“少年听雨歌楼上”，如果把少年改成男孩或boy，似乎也无不可：男孩不识愁滋味，boy听雨歌楼上，好像更有一种洒脱别致的趣味。
但谢尔诗中的男孩，都既不洒脱，也不别致，而是多少都有点犯傻，有点赖皮，有点顽劣，有点懦弱。可正是这样的男孩，最能让我们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
比如有个男孩是收藏家，整天收集零零碎碎、古古怪怪的破烂，旧门铃、老砖头、锈指环、破船板、坏椅子、烂袜子、猫耳朵、狗尾巴。他是那样珍爱他的宝贝，乐颠颠地去喊他的邻居们来参观，可那些不识货的傻子，竟然说这些都是垃圾，于是他伤心地哭了。我也曾那样哭过，不是因为人们不识货，而是因为我的宝贝被人偷走过。我出生的小山村有一座昼夜轰鸣的煤矿，到矿山捡东西从小就是我最大的乐趣。我的宝贝中有阿拉丁一样的旧矿灯，三套车一样的破电闸，还有金光闪闪的细铜丝、蓝光耀眼的小钢锯、以及用电焊条打制的锋利的飞刀。记得我最后一次翻弄这些宝贝是1976年，那是我当兵复员之后，上大学之前，在老家小耳屋的角落里，我再次找到了它们。童年时代的阳光穿透记忆的灰尘，恍如隔世，我独自在小耳屋里坐了大半个上午，与破破烂烂的它们举行着为了告别的聚会。
谢尔还写了一个long-haired Boy，即“长发男孩”，但我觉得叫“长发少年”更好。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个长发飘飘的男孩，因为头发长，他每次走到街上，都要遭到人们的轰然嘲笑，有的对他指指点点，有的对他大喊大叫，有的向他伸舌头、做鬼脸，还有的跑回家关上门，从窗口向他窥视。有一天，男孩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坐在街上大哭起来，哭得浑身颤抖，长发旋动，后来男孩就被自己旋起的头发揪着，升上天空飞走了。
这个可怜的少年之所以有那么可笑的长发，我觉得他可能有“护头”的习惯。所谓“护头”就是怕剃头，大人一给剃头就躲起来，这是许多人童年共有的经验。但这个习惯我是在上中学之后才有的。那时候在我们乡村中学，有许多城里去的孩子，也就是所谓的“五七战士子女”。农村的男生一般都剃光头，而城里去的男生却留长发。我们几个同村的男生，出于羡慕，就也留长发。只不过我们的长发总是乱蓬蓬的，压得耳朵边儿通红，用我姐姐的话说就是“长毛扎撒”，而根本不像城里男生的长发那么文雅、顺溜、飘逸。更何况我们穿的衣服也不行，不仅是旧和破的问题，有补丁的问题，而是怎么穿也不合身，显得土气，即使穿新衣服也显得土气。总之，作为农村的长发少年，当年的我们就像是城里少年的一个等而下之的变种，但尽管那样，我们还是坚持留长发，因为那是一种羡慕，一种向往，是对城市和美的向往。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长发少年都是真正的蒲公英，正是可笑的长发揪着我们上升，并把我们带向远方。
3.
在谢尔那里，我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男孩叫克拉克。
比较小的男孩，叫少年就不合适了。克拉克是这样的小男孩，也许正因为小，他才怕黑。那年夏天我有时回宿舍很晚，夜风清凉中偶然读到了他的故事。小男孩说他叫克拉克，因为怕黑，每天晚上他总是哭闹着不让大人把灯关掉，而且睡觉前必须要听三个故事，让妈妈亲他五次，还要做两次祈祷，上两回厕所，即使这样，他也还是睡不着，小男孩最后直接恳求读者：“请千万不要把书合上，我叫克拉克，我怕黑”。诗的旁边还有漫画插图，小男孩用手抓着盖得很严的被子，仅露出两只大眼晴期盼地看着你，眼神仿佛还会转动，克拉克、克拉克地转动。
这首诗我印象极深，记得当时真的不忍心把书合上，就那样开着灯等小男孩入梦。而且连续许多个晚上，我都把那本诗集放在床头，并打开把那一页折起来，就像在书里搭了个小阁楼。我想这样，男孩就不用怕黑了，同时我也消除了一些寂寞。那时候我们住青年教师楼，一人一个房间。白天上课、开会、跑图书馆，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备课、看书、记日记、洗衣服，总之是比较孤单，但整个夏天和秋天，谁也不知道，Harper Collins 特别版的那套谢尔诗集却给了我许多特别的乐趣。尤其是那个叫克拉克的男孩，我们之间几乎结下了一种默契和友情，一间宿舍，许多夜晚，书中的男孩和现实中的青年彼此作伴，现在回想起来，真像极了一首拉普兰小调所描述的情景——“男孩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悠长的思想”(A boy's will is the wind's will/And the thoughts of youth are long, long thoughts)。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并早已离开了大学校园。但谢尔的诗集始终跟随着我，包括那个紫色烫金的封套，不管我搬了多少次家，奥巴赫所说的野紫罗兰图案都在我书架的角落里静静地开放。不过我很少有空再去翻弄那些诗，也不大再想起那些难弄的男孩。
直到不久前，有个旨在激励青年创业的“身影”在线访谈栏目，让我给他们写几句话，我才又记起了谢尔的诗，记起了那个怕黑的小男孩。我想重新读读那首诗，然后把它译出来。
可是，我从书架上拿下谢尔的那套诗集，一本一本地翻，总共七本，翻了三遍，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首诗了。那个每天晚上赖着不睡觉、名叫克拉克，眼神也会克拉、克拉克地转动的小男孩了到哪里去了呢?我问伊利诺草原上的白橡树，也问了斑马和犀牛。斑马还是那样黑白分明，犀牛还是那样勤劳憨厚，但它们都不知道克拉克的去向，甚至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男孩，毕竟谢尔笔下的男孩太多了，许多男孩都不知去向，收藏家男孩不见了，长发男孩飞走后压根儿就没再回来。白橡树像个中国诗人，感叹道：“最是少年离别时，若离去，便无期”。
这诗句让我顿然感伤。后来我给“身影”栏目这样写道：也许克拉克已经长大了。所有怕黑的小男孩都会长大，变成少年，变成青年。他们不再怕黑，所以也不必继续彻夜不眠地躺在家里。而当他们开始满怀自信、奋发进取的时候，就会在家以外的世界留下他们可以照亮别人的身影。
不管怎么说，怕黑的小男孩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诉说着恐惧，也隐喻着勇敢，它既是男孩的童话，也是成长的寓言。世界上哪个男孩没有过怕黑的经历呢?我想起一个画面，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小男孩被战士们从废墟中抬出来，在担架上举手敬礼的瞬间。地震中的小男孩同样是怕黑的男孩，但骤然的、比夜晚黑一万倍的地震的黑暗，却让他们学会了坚强和感动。或许在地震发生的刹那，他们也曾经恳求——他们来得及恳求吗?以怕黑的名义，恳求谁千万别合上书，别合上大地的书，田野的书;别合上村庄的书，校园的书;别合上生命的书，时间的书……
难道不是吗?世界是一本书，而书存在的理由不是被合上，而是被打开，不断地被打开，并让熟悉光明的眼睛阅读，一遍一遍地阅读。
我在美国芝加哥的同学听说我为找不到一首诗而烦恼，在网络的QQ空间里大笑不止。他说，这件事交给我吧，你的谢尔诗集肯定丢了一本。很快，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国际快件，是一本崭新的谢尔的诗集《走过人行道》(Where the Sidewalk Ends)。正是这本诗集，翻开就找到了那几个男孩——收藏家男孩，长发男孩，让父亲骄傲的聪慧男孩，还有那个最胆小的、最怕黑的男孩，他完整的姓名是雷吉纳尔德.克拉克(Reginald Clark)。他还是那样幼小，两只眼睛还是那样左顾右盼。
可问题在于，我和我的同学都忽略了版本，原来他用了周末大半天时间从芝加哥最大的书店为我买到的这本书，是Simon & Schuster 2005年推出的青春阅读版，不仅开本比奥巴赫送我那套Harper Collins 版的要小，设计风格也很有差异，虽然封面仍是谢尔自己的漫画，色彩却显得鲜艳而夸张。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感欣慰的，找到了男孩克拉克，就如同找到了我似是而非的童年和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