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大概都有过被老师或家人教着树立远大理想的时刻，长大了要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每一个词看起来都那么伟大、完美，像几十年、上百年后的历史定论。那些时候我们不懂，因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们每学一篇课文，作者或人物介绍上都是“我国(某时期/某朝代)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其中又以文学家居多，大概正因为是“文学家”才得以留下文字。我不知道别人长大后是否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当一个文学家”，大概就是受这些课文的“蛊惑”。
我立下这个远大志向的那一天，正读小学五年级，家里的旧瓦屋还没有拆。晚饭过后，月亮在水杉树尖上发出明亮的光，刚刚长出篦子般嫩叶的水杉树和门口的田畈上，笼罩着淡淡的灰白色。我拿着一本写作业的练习本，坐在小板凳上，在阶檐下对着月亮写一首五言诗。大人们从灶屋到堂屋，经过阶檐，见我在那里坐着，便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写诗，我长大了要当文学家!”
大概是爸爸，笑着说：“要当文学家啊，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写吧!”
爸爸说着就进了屋子，把我一个人留在月光下。写诗太难了，我对着月亮看了又看，用铅笔涂涂改改好久，最后觉得困了，才回到屋子里，把“诗”拿给他看。这首谈不上任何格律、韵脚和诗意的打油诗，竟也得到了几句假意的夸奖，我便高高兴兴地去睡觉了。
那时候我们很少有书看。作为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们能看到的书极少。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语文课本以外，我几乎能将自己所读过的书一本一本地数出来。大部分是大姐在外面读书和工作时买了给我们寄回来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本《古希腊神话》、一套精装硬壳的《堂吉诃德》和三册青色书皮的《平凡的世界》。我们平常若还想读额外的书，就只能去亲戚家的时候，在人家屋子的角落里翻一翻，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本缺头少尾的武侠小说或是别的什么书。初中的时候，我在村子里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捡到一本没有封面的短篇小说集。它被雨水打湿后又被太阳晒干，像云片糕一样涨得老高。我也把它捡回去看。等到上大学以后，我才能回味出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百花文学”作品集，充满那时主题先行的意识形态，然而在生硬的外殼下，一些柔软的、充满人性的东西，温柔地蕴藏在里面。我记得那里面有宗璞的《红豆》，江玫自然是选择了“正确的”、革命的道路，然而我看完时，未尝不为那收在小小的黑丝绒盒子里珠圆的两颗红豆而感到爱情的忧愁与怅惘。
如今回想起来，一种仿佛性格里注定偏好的东西，已在那时出现了端倪。俄狄浦斯王悲痛的命运使我感到惨然，堂吉诃德疯狂的胡言乱语中有着严肃的奇异。高三时，我第一次从邻居那里借到沈从文的《边城》，连沈从文是谁都还不知道，然而一读之下还是深深感觉到：这正是能打动我的、充满人性与美的那种文学作品。因此大学读了中文系以后，我就去找更多他的书来看。那种优美结实的文字里所怀的深切悲悯，使人读来忧愁。受其影响，我开始学写小说，试着将自己在乡下所经历的难以忘却的故事写下来。自然都写得幼稚，从题材到语言，都有着很重的模仿的影子，然而这大概算是我文学写作的起始。
因为课业的关系，那时我读了许多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有的喜欢，就多读了几本;有的硬着头皮也读不完一本，就放下不再读了。最后读下来最觉亲近的，还是沈从文、周作人、汪曾祺与废名的作品。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受戒》时，简直是惊艳，因为难得见这样活泼、可喜，如明净的梦境一般圆满的故事。在我们现当代文学的创作里，这般不充满悲惨与批判的小说实在是太少见了。因此我立刻找了许多汪曾祺的小说来看。周作人的自选集在图书馆的架子上一册一册排得很长，我无事时去借，每次都挑封面和书名喜欢的看。在读周作人的作品之前，我对散文的认识大概只停留在中学的“美文”阶段，读了之后，才知道散文有如此质朴的根底和开阔的境界。“嘉孺子而哀妇人”的人道主义是周作人许多文章里一以贯之的精神，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作为他的弟子，废名的书里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作品里时常跳跃着一颗儿童的心，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一直要到大学毕业后几年，我才开始真正写一点东西。一旦写起来，受从前读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就不自觉地在笔下表现出来。它可能并不外化得那么明显，然而我知道自己对家乡、对自然与从前的人、事所表现出的温柔的缘由。我的朋友叶行一有一天说：“一个人如果去写作，是不是就靠几个作家的几本书打底，其他的阅读不过是开阔一下视野?就像是练习书法，一辈子也就守着那一两本字帖。”书法的事我不懂，然而很喜欢临帖这个说法，并且在模糊中感到，我的写作好像的确就是这么回事。读到喜欢的作家的书，心里感到欢喜，受此触动，最终也开始自己写自己的那一份东西。那以后我虽然也读过许多其他的书，但如它们那样在我的心上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迹、帮助我认识和寻找自我的书，却是再也没有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