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震惊海内外的文字狱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的一件大冤案，在当时具有铁案的性质，不容他人置疑。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5月18日正式批准拘捕胡风的前两天 (5月16日)，胡风即已被捕。夫人梅志亦于次日早晨被捕。实际上从5月13日《人民日报》 公布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日起对“胡风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动即已开始。据当年参与“胡风专案”审讯工作的王文正先生说：“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捕关押的92人中，于1965、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3人，他们是：胡风、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沈国凡采写、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第5页)
大搜捕从北京开始，各地紧跟，仅为时月余，所谓的“胡风分子”即被搜捕殆尽。如北京被捕的除胡风夫妇外，还有牛汉、谢韬、徐放、绿原 (刘仁甫)、路翎 (徐嗣兴) 杜谷 (刘令蒙)、阎望等，天津有阿垅 (陈守梅)、鲁黎 (许图地)、卢甸等，南京有化铁 (刘德馨，在北京被捕)、欧阳庄等，湖北有曾卓、郑思、伍禾 (伍德辉) 等，湖南有彭燕郊等，浙江有冀汸 (陈忠性)、方然 (朱声)、孙钿 (郁钟瑞)等，安徽有张禹等。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的老巢，故是这一场冤案的重灾区。先后被捕的有贾植芳、贾夫人任敏、耿庸 (郑炳中)、耿夫人王皓、彭柏山、刘雪苇 (在北京被捕)、白丁(徐平羽)、王元化、梅林 (张芝田)、何满子 (孙承勋)、张中晓、罗洛 (罗泽甫)、李正廉、罗飞 (杭行)、满涛 (张逸侯)、许思华、顾征南、尚丁、王戎、施昌东等20人。其中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占了7人，即社长刘雪苇、总编辑王元化、副总编辑梅林以及编辑人员耿庸、何满子，张中晓、罗洛。
受胡风一案牵连而受审查乃至隔离审查者也有不少，据我所知，仅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教授的被捕，就牵连了不少人。如费明君 (文学翻译家，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陈秀珠与张德林 (夫妻二人均复旦中文系53届毕业，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助教)，王聿祥 (复旦中文系53届毕业，时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章培恒 (复旦中文系54年毕业，地下党员，留系任党支部书记)，范伯群、曾华鹏、朱碧莲 (三人均复旦中文系55年应届毕业的高材生)，孙惠群 (复旦新闻系55年应届毕业生) 等。另外，我亦是受牵连而遭拘押审查者。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典型的现代文字狱，是仅仅依据胡风于1954年7月22日向中共中央呈交的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俗称 《三十万言书》)，以及 《人民日报》 公布的三批胡风与友人间的私人信件摘抄和编者按语来立案的。所谓的“摘抄”，实质上是断章取义、构陷于人;而其编者按语，则不乏罔顾事实、无中生有、穿凿附会、逞臆罗织之辞。而且立这么一个大案，竟然没有一份正式文件向办案人员申明政策，由此而造成更多株连的冤案。
二、 风风雨雨二十载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是上海最早被捕且拒不认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至1965年，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2年。他一生坐牢四次，前三次坐的是国民党和日伪的牢，罪名都是共产党嫌疑;这最后一次时间最长，坐的却是共产党的牢，罪名竟是反革命，这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其实他一生追求民主进步，向往革命，不惜为此而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上海解放，他怀着迎接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应聘担任震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专职教授乃至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中文系并入复旦中文系，他亦随之任教于复旦中文系。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于1953年。那时我在部队做文化教员，后调到文工团搞创作，因工作需要，部队推送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解放前，我上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1952年我到复旦大学进修时，读的是中文专业，后来我跟班听课的54届提前于53年毕业，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就安排我跟贾植芳教授学习。贾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健谈的人，我们讨论俄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常一谈就是半天，他还常留我在他家喝酒吃炸酱面。我也多次请他到我部队驻地叙谈，如1953年我的驻地在黄家花园 (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的私邸，后改建为桂林公园)，我就请他来参观过，他还带来刘大杰先生送我的译著 《野性的呼唤》。1954年初我调到文工团搞创作，还请他来团里作过讲演。后来又请他观摩由冯允庄(即上海孤岛时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苏青) 编剧、尹桂芳主演的越剧 《宝玉与黛玉》 (不料这次观摩竟在“反胡风运动”中牵连了编剧苏青，留在下文再说)。所以我们的过从是比较密切的。
但是贾先生平日似乎很少谈及胡风的文艺理论以及胡风在文艺圈子里的恩恩冤冤，我对于这些更是漠不关心，直到胡风上《三十万言书》，才引起我的关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 《我们必须战斗》 一文，文章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严加驳斥。随即对胡风的批判运动逐渐展开。复旦中文系也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会”，方令孺教授在会上提议让贾植芳教授作“中心发言”。方令孺原是新月派诗人，解放后当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任，在政治运动中一向表现积极(她在“反胡风运动”后入了党并于“反右”后调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但她在“文革”中亦难逃厄运)。贾先生知道其言外之意是要他作检查，一下子来火了，拍桌子说：“要干你自己干，我宁可辞职也不会做这事!”但他的冲动使他面对更大的压力。后来他在家人的劝导下不再硬顶，采用摘取报刊上批判文章中一些辞句凑成发言稿的辦法来应付过关。但这违背了他固执的性格，所以内心深为苦闷。那天我去看他，见他闷闷不乐，便邀他外出散心。我们乘车到延安中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了酒菜边吃边聊。他说他跟胡风虽然是生死之交，但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了解得也不多，胡风在文艺圈子里的恩恩怨怨自己也不甚关心。现在硬要他作什么检查交待，这就只能作违心之论了，但这样做了还是过不了关。我当时也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说了一些宽慰他的话，如前几年批判电影 《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 研究等，批判时严厉，事后还不是一阵风过去就没事了，孙瑜还照样当导演拍戏，俞平伯还照样当教授教书。酒足饭饱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好多了，于是又去就近的戏院看了一场戏才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