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生母都是妈
养母尤二姐，生母尤八妹，本就是一对亲姊妹。
母亲们的老家是在川东涪陵一个大约叫孔家坳的小山村，养母头上是游手好闲的大舅舅，之下则清一色姊妹花，所以养母自小撑起家里一片天，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大。
为了还债，外婆把养母卖给了孔姓大地主做丫鬟。
在那些夜色如水的夏日，望着头顶璀璨的星空，伴着蛐蛐与蟋蟀的呜叫，养母以平静的语调讲述丫鬟们的生活——鸡未鸣而起，做孔府一家几十口人的早饭;白天要下地干活，还要侍奉老爷太太小姐一应差遣，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晚上，堂屋八仙桌下一堆谷草，那就是丫鬟的睡处。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山上的“土匪”(共产党的川东游击队)下来抢了地主的粮食，孔姓地主恼羞成怒，没来由地诬陷养母“通匪”，一阵叱责怒骂，吆喝家丁上前按住养母，生生剁掉了养母左手的一节中指!一股血柱喷涌而出，同为“长年”(雇农或佃户)的孔叔公，抓来一把生石灰，死死摁在伤口上，养母惨叫一声，昏死过去!
至今我常常在梦中忆起这样的画面：暗夜里阴森的孔家大院，黑沉沉的堂屋八仙桌下，养母披头散发，手捧残指，伤口被周围的谷草一碰如万箭穿心的疼痛，早已哭干了泪水。我问过，她此时最恨的不是孔姓地主，而是我的外婆，她的母亲，为什么要把她卖到这人间地狱!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孔叔公的帮助下，养母逃出了孔家大院。靠着天上依稀的星光指引和路边水田的亮色，养母没有像《白毛女》里的喜儿那样躲进深山，而是踉踉跄跄向着大重庆奔去。
历史总是一再重演，后来养母的故事如同现在的外来妹、打工妹的奋斗历程。我想，养母是靠着她的坚韧，吃苦耐劳，外带几分狡黠，几分姿色，总之，她没有如白毛女般躲进深山老林等着共产党八路军来解救，而是在大都市里开始自救，养母嫁人了!丈夫是在重庆十八梯威风八面的袍哥谢大爷，经营着一间油纸伞作坊。近墨者黑，由此，养母染上了很重的烟瘾、赌瘾，整日里在麻将桌上舞动着缺了一截中指的左手(据说手气还特好)，过起了阔太太的生活。
养母终究没有记恨她的母亲。她把我的外婆，连同七大姑八大姨，逐渐从偏僻的山村一一接到了城里，包括她当时尚未见过面的小老幺——我的生母尤八妹，并且还供养她们上学读书。整个母系家族的命运由此根本改变。
在此期间，在养母的老公谢大爷的撮合下，我的某个姨妈和当时陪都重庆蒋介石的“8341部队”——黄山警卫团陈姓团长完婚，据说这个姨妈于是还和美龄夫人有过交集。
后来，解放军大兵压境，陈姓姨父自知无力回天，索性率队投诚，领到五百大洋和一纸《起义人员证书》，窃以为解甲归田，安度余生。殊不知解放后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如钱塘海潮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波就把他打回内江老家监督改造，“三反五反”中赓即被“镇压”。曾经的“官太太姨妈”被迫下嫁赤贫的老光棍龙跛子，才得以在亡夫的坟旁领到一席栖身之地。
养母也一样，旧工商业改造，婚变，一个大家庭的破碎，姊妹们各奔东西，她跟着小幺妹来到成都，再婚，再次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的高级钳工，在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下，举家随厂从成都迁往贵阳，母亲却没有工作。1960年夏天某日，炎热的贵阳街头，瘦小的母亲背着生病的我，胸前挎着一个大大的简易木质保温箱，沿街叫卖冰糕。在“冰糕，4分钱一只”的叫卖声中，母亲清晰地感受到背上的儿子一阵紧似一阵的饥肠辘辘和哗啦啦的腹泻。冰糕最终没有卖完，剩下小半箱融化得黄汤晃荡，而我的下半身也浸泡在自己的黄汤里，洇湿了母亲的后背。
母亲最终是怎样的处理这两泡黄汤的细节我就不知道了，知道的是，母亲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悲哀，她认为生活哪能没有艰辛，咬咬牙就过来了，只是她常说可怜了我。
大饥荒的阴影悄然逼近，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养活几兄妹。这时养母发话了：八妹，把你那几个娃娃抱一个给我!她隐含着救济的意思，却是命令的口吻，大姐大不容商量的威风，小幺妹不敢违拗，于是我就被养母“抱养”了。年幼的我并无感觉，只是，倔犟、固执而又沉默的父亲由此对母亲生出了怨恨。
养母终身未育，其时膝下已收养一女，是在临解放的重庆白市驿机场，在那里送行的养母被人硬塞过来一个不满百天的襁褓。大我近10岁的姐姐极其聪明乖巧，非常心疼我这个小弟弟。那时家家户户人人“定量吃饭”，饭盅因人而异。养父母要劳作，饭盅大约是现在的茶缸大小：姐姐是学生。定量比我高，饭盅也有小号不锈钢茶杯大小;我的饭盅只比功夫茶杯略大。常常在饭桌上，我两口吃完还饿着肚子，赖在饭桌上不下，拿着筷子哭，于是姐姐总是连忙把她的饭分一半给我。同样在长身体的姐姐经常饿得撑不住，上学路上便去偷农民半生不熟的萝卜红苕充饥。
童年的生活是极其苦涩的。国家渡灾荒，家境清贫，养父母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人生境遇，导致脾气相当暴戾。尤其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英明洞察了养父母解放前的种种“劣迹”，一张大字报抄了我家，使我从学校的红人一夜之间沦为“黑五类”、“狗崽子”。我对养母的怨恨与臆想是：为什么当初不去真的“通匪”?如其然，我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川东地下党革命后代!
屈辱、压抑，艰难的岁月缓缓流淌。漫漫长夜，有时能听见姐姐的啜泣，她是在想象、思念海峡对岸那个忍心抛弃她的亲生母亲?而我的生母则常年来往于川黔两地，不时给我带来她亲手缝制的新衣裳，还有军绿色的解放胶鞋，有一次还带来了一副粘有薄胶的乒乓球拍，着实让我风光了好久。每次来，都有邻居大婶悄悄背着养母对母亲耳语：八妹，二姐好凶哦!你家儿子造孽哦!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让我感受她温暖的胸膛。多少次，我就这样睡着了，又有多少次，我被母亲滴落的泪水惊醒……每逢想起这一幕，我心里不由就响起流行歌曲《梦回铁达尼》里的一句：“我的梦好甜，舍不得睁开眼。母亲的泪好咸，淋湿了我的脸。”
生母无数次的想要把我带回身边，惧惮于二姐的威权，她不敢;眼看着二姐一天天老去，病痛缠身，她不忍。
养母于1979年患肺癌去世。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我的身旁母亲的角色又增添了一位，她就是我孩子的娘，我的妻子。似乎是从结婚起始，我妻子就与我的生母，她的贵阳婆婆不和，公开的振振有词的理由是：没有哪个亲娘舍得把骨肉送人，让自己的儿子过得那么苦，比公公不如。结婚后我带她回贵阳家，父亲看我混得还人模狗样，比家里几个弟兄强，心里高兴，消除了当初对母亲的怨恨。他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张我三岁多时的照片拿给妻子看，我带着瓜皮棉绒帽，骑在那时照相馆常见的木马上，模样挺精神。二十多年来，这张照片他随身携带，常常在没人的时候摸出来凝望摩挲，默默地牵挂，这让妻子很感动，觉得公公比婆婆强。而她埋在心里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她生孩子时，母亲照顾满月后后，没有如约承诺的那样留在成都给我们带小孩，而是回贵阳照顾那边的一大家人去了。就我们小两口又要上班工作，又要靠自己带婴儿，确实很不容易。我妻子也算含辛茹苦挺过来了，但从此有关母亲的风凉话不断，不管我怎样劝导，她仍然不依不饶，执着纠缠。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二十多年。而就在2013年的8月，贵阳大哥突然打来电话：“兄弟，妈快要不行了，她想你们……”我一愣，呆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不由得泪如泉涌，怕人看见，拿毛巾捂面，无声痛哭!但猛然跳起：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网家!全体!!要快!!!
公务自然是无休止的繁忙和脱不开身，好在工作上的搭档兄弟，毫不犹豫地替我分担责任。我当天驱车千里，星夜兼程，晚上，来到了母亲的病榻。母亲已然不能进食，神智不清，身上插满了管子，妻子和女儿女婿，兄弟姐妹孙儿孙女一迭迭连声呼唤，醒了!第二天，能够进食了，医生连称奇迹。
在母亲神智清醒的短暂时间，她定定地看着我妻子，叫着她的小名：“春儿，妈对不起你，没有给你带娃娃!”一向伶牙俐齿的妻子当即放声大哭，抱住母亲涕泪俱下：“是我不对……是小的不好……是媳妇对不住妈……”不用我再加劝导半句，从此她没有半点风言风语。都是当母亲的人了，她们会心心相通的。
我的母亲仍在医院治疗，八十多岁的老人很坦然地知道有那一天，叮嘱我不要耽误工作，到时就不回来了。我知道，慈母心，已安然。
提起母亲一词，我就想像舒婷一样吟唱：
——啊，母亲!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