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廷藩，今年八十六岁。一九四四参加革命，打过几年游击战，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公安助理员，公安处科长，敦煌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政法部长，县委副书记，酒泉地委监委专职委员，公安处副处长，酒泉师范革委会主任，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正地级，一九九○年离休。
敦煌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对敦煌有所了解，但不完全了解。敦煌的千佛洞名扬中外，敦煌的自然条件号称是甘肃的小江南。在这样好的地理环境中，我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敦煌工作了将近九年，任县委副书记。敦煌是我第二故乡，我经常思念着敦煌，那时的敦煌县不大，只有不到十万人，十一个乡、两个镇、二十多万亩耕地，全部是水浇地，旱涝保收，适宜耕种粮棉油、瓜果菜，经济条件良好，群众生活也不错。
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时。敦煌的情况变得太快了，一夜之间将一个好端端的敦煌县，变成了一县一社，政社合一，将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全部变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了。群众除了一把撅头、一张铁锨、一把铁锁、一口吃饭铁锅之外，再什么也没有了。由此可见，敦煌县的人民公社化不是从发展生产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共产风中刮起来的。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指标，高征购，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吃大喝，吃饭不要钱，吃光喝尽。
到了一九六零年，全县出现了大饥荒，人无粮食畜无草，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病的病，死的死，外流的外流。但是敦煌出现的问题，绝不是敦煌县一个县的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中央为了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也叫全国五级干部大会，酒泉地区参加会议的共有十四人，即地委书记王观潮(原兰州市委书记，后没有到职)，地委副书记曹布诚，酒泉县委书记常坤(地委副书记兼任)、县长高文斗，金塔县县委书记杨兴盛，县长赵九龄，玉门市委书记鲁浩、副书记金钟超，安西县委书记张树春、县长姜维玉，敦煌县委书记高迎喜、副书记朱廷藩，肃北县委书记拉西妮码、县长达东，阿克塞县委书记来托夫、县长固生江。甘肃省参加会议的是省委副书记高健君、张鹏图，西北局参加会议的是书记刘兰涛、汪峰。西北代表团全部吃住在西北宾馆。中央七千人大会共分为八个代表团，即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北京、上海各个代表团开会时都是用大轿车接来送去。大会开了将近四十天，那年的元旦，春节我们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中央七千人大会不同之处，是从大会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统一的文件，中央领导只有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发言提纲，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中央常委除了陈云同志没有发言外，其他常委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毛主席在大会上几次发言都是拿着笔记本边看边讲，他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时，针对与会同志的思想动员说，既来之则安之，家里的工作有在家的同志处理，参加会议的同志要安下心来，集中精力将会开好。不要怕，有什么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错了没关系，中央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在讲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毛主席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出现的问题原因很多，有天灾，有人祸。天灾就是旱灾，人祸就是苏联逼债，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毛主席第二次在大会上讲话时还是拿着笔记本边看边讲。这次讲话的中心是根据各个代表团的汇报，批评说，有些同志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日三餐，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他还说只有满意不行，还得开出一身汗来，开的大家吃不下，睡不着，没有压力的会议达不到预期目的。刘少奇讲话时间很长，他的话我多数没有听清，但是在讲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他说，他在湖南等地调查时问过农民，农民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成绩是次要的，错误是严重的，是倒三七开，成绩是三十，错误是七十。这样的观点等于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一个全面的否定。对于这样的观点毛主席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向大会写的那份工作报告长时间定不下稿的原因，就是中央领导人之间，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看法不一致所致。使中央七千人那么大的会议，中央连一个统一的工作报告都拿不出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可是大会结束后，中央根据全国形势，还是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扭转了局面，度过了难关。在政治上中央决定对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一律甄别平反摘掉帽子，恢复工作。在经济上下决心关、停、并、转了一批大企业，在农业上放宽了政策，允许给社员多划自由地，有的省还包产到户。
敦煌县自然条件很好，大会结束后，根据中央规定，将社员自由地由原来的每人两分，调整到每人四分，增加了两分。并且还允许社员养猪，养羊，养鸡，有条件的生产队还允许社员多养一至两头大牲畜。社员在自己的自由地上生产的各种农产品，不顶口粮，不记分配，不定征购，归社员自己所有。社员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有拿到自由市场自行销售，不受限制。政策明确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全县工农业生产恢复的很快，生活改善，社会稳定，市场繁荣，人口也不外流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大大缓解。
敦煌县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对敦煌的山山水水，地理环境，人情风俗有较深的印象。一九九七年七月甘肃省第二干部休养所组织住所老同志到敦煌县参观学习时，我也去了。可是在这次参观时我没有去看千佛洞，月牙泉。我专门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敦煌县黄渠乡八子场生产大队，一个是敦煌县南湖乡。八子场生产大队在一九六零年是群众生活最困难，饿死人最早的一个队。我去的目的是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才知道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全大队七个生产队之间是一条又平又宽的柏油马路直通敦煌县城。马路两边是群众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平房，院子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有卫生间。烧的是煤气罐，用的是现代化的灶具和家具，吃的是白面，穿的是新衣服，骑得是自行车和摩托车，开的是拖拉机，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南湖乡在六十年代就是敦煌县一个比较好的乡，现在变化的更快更好。南湖乡面积不大，只有几千人，五六个生产队，一万多亩耕地，全部种的是葡萄。葡萄收入高，市场广，销售快。再加上他们有一个天然的小水库，这个小水库也叫黄水坝，水的来源发自地下，一年四季自流不息。南湖乡群众种地不靠天，不靠命运，靠的就是自己两只勤劳的手，年年劳动，年年都有一个好收成。据乡上干部介绍，一九九六年全乡仅葡萄一项每人平均年收入五千元以上，全乡一条柏油马路经过六十公里平路直通敦煌县城。
南湖乡和八子场房屋建筑不同的是，马路两边是一砖到顶的四合院和小康楼，院内有客厅，有卧室，有休息室，有厨房，有卫生间，有的还有太阳能洗澡间，现代化的灶具和家具样样都有。吃的是大米和白面，穿的是赶时代的新服装，骑得是摩托车，开的是小汽车，有的群众不仅在南湖乡有四合院和小康楼，并且在敦煌县城里还购有大小不一的商品楼，白天在地上劳动，晚上开着自己心爱的小汽车进城和家人团聚，生活美满，全家和睦。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使我大开了眼界，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敦煌县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一日千里，一年一个样。一九九七年到现在已经快十七年了，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变，敦煌县交通方便，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四通八达，高楼大厦一大片，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会主义的小康梦在敦煌县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