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段苦日子，还是会悄悄擦拭眼泪。
写作的人，期初是清苦的。特别像我这样不是科班出身，父母固守，丈夫从事销售行业的人来说，写书看起来像是痴人说梦。
最初家人不支持，鼓励，父亲看重文凭这个东西，在他看来，你有大学本科文凭，可能才有望成为作家。而我这样，上学的时候，经常翘课的学生，怎么可能写书呢?
母亲的想法与父亲不同，但也非常雷同。母亲一不看书，二不看报。一生的工作就是拉扯我与哥哥长大，陪着父亲创业。所以她的工作就是奉献与牺牲。她认为，作为女人的我，这一辈子照顾好老公，带好孩子，便是最大的成就。
可是偏偏因为有了奉献与牺牲的母亲，却让我不愿意再去做奉献与牺牲的自己。
有人曾问我，当60后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家庭矛盾根本没有60后成为家长的多。过去我觉得，那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比较任性了。后来想想不对，因为时代的变化太快，过渡太少。当60后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倡导，不再是奉献一生，成全他人。而是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想写书，所以我就坚持阅读，坚持写作，我想去非洲，所以我就义无反顾选择、行动。
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反传统的人，因为有时会被说成大逆不道。可是大逆不道又如何，我只是不愿意按照父母的意愿，从事他们喜欢而我觉得耗尽一生的工作。所以，父母眼里的大逆不道，其实只是对这个时代的暂且不认知罢了。
孩子出生至今，多半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有时候，实在不想做饭，便带孩子去闺蜜家蹭饭。
偶尔婆婆过来跟孩子住一段时间，便多了一个帮我的人。可帮助也仅限做饭而已。更多的事情，都是自己默默承受。
万事开头难，谁说不是呢?即将看到第二本书籍的出版，父亲渐渐开始支持我。他似乎在与我的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中看到了什么?
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在看书，他出去闲逛的时候，我在写作。一早醒来，我的手机被各种读者留言包围，他开始问我：你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我说：为什么这么问?他答：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你真的很努力，都说努力过的人一定会成功，我觉得你会的。
那时我刚起床在吃饭。书籍三天预售了100多册，效果比预期好很多。听到父亲史无前例的这么一句鼓励，差点泪奔进饭碗里。可我还是克制着自己，心中却像中了大奖一样的兴奋，心想：过去想着，有一天要在《鲁豫有约》、《杨澜访谈》中做完嘉宾，才被认可的梦，现在却提前实现了。
怎么能不开心呢?父亲是一家之首，只要他认同的事情，除了言语上的鼓励，当然还会有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是刚开始写作，名不经传，除了发表在小刊小报后能够得到一杯咖啡钱，哪里有什么钱赚。可是总是花老父亲的也不好。
于是，每天我在家里除了照看孩子，看书写作，还要兼职做三个公众号。如今的网络文学，更多的被公众号给包养了，似乎大家顺手一点，一篇唯美的文字便出现在了眼前，这样的方便、快捷谁会不喜欢呢。
得到父亲的支持、认可后，他老人家特意买了一套桌椅，说是我写作的时候，坐姿不好，这样容易伤到颈椎。母亲呢，也不再絮叨，女人写啥书呢，好好带孩子就行。
我知道这样的苦日子，只有在别人看到了那个孤独却坚守的背影，才慢慢会理解，会支持，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2015年末，我去了北京与那边的朋友过圣诞节。原计划只待2天，觉得时间太短，没有通知他人。可是忍俊不禁发了自己在北京的照片，被喜欢的读者看到。之后我还在酒店午睡，便接到电话。期初读者对着酒店前台说：请问作家沉香红在哪个房间。酒店说：啊!我们这里有作家住着吗?读者说：对呀，我很喜欢的作家在。我接到电话说，我在207，快上来吧。
读者到上楼后说，刚才在一楼问你的名字，酒店前台听说他们这里住着一位作家，很是激动。我笑而不语，只觉应该更加努力，才配的上这个称号。
在与读者谈话间隙，北大出版社编辑燕宏也在风尘仆仆的赶过来，知道我要来，她提前预定了在南锣鼓巷的快捷酒店，说是让我留着肚子，晚上好好地做一次北京胡同串。
第一次到北京是去参加林志颖的签售会，可来去匆忙，并不知道地道的北京人吃什么。燕宏编辑，自小生在紫禁城，所以她知道。在钟鼓楼附近有当地有名的姚记炒肝，听说前英国首相也来这里品尝过美食。30多平米的一层，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点着自己喜欢的北京味，聊着，吃着。燕宏帮我点了一份炒肝，卤煮，炸灌肠，杏仁豆腐。我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看起来像一碗酸奶，可比酸奶要鲜嫩，带着一丝淡淡的甜，我也喜欢炸灌肠，热乎乎的，不油腻吃着很入口。过去想到吃什么肝就怕，觉得有味，也不好吃。可是这炒肝真的是百吃不厌，越吃越有味。
腊月的北京，天冷风大，一个从四环边来的编辑老师，两个从南北而来的读者朋友，四个女生并肩在南锣鼓巷里走着。其他两位读者似乎也是外地人，遇到这么贪吃的胡同串子觉得幸运，路上一人手拿一瓶老北京酸奶在后海的银锭桥站着合影，拍照。后海在电视经常看到，可还是第一次到来，看着灯红酒绿的酒吧街，想到了那些成名前的歌手，心声叹息，这都是有故事，有历史的地方。
送走了读者，又去吃了北京的褡裢火烧，老北京家常砂锅。怕一早飞机太赶，燕宏编辑又排队帮我买了一家很好吃的泡芙西点做早餐。
北京是让我留恋的城市，除了这些愿意赶来看望的读者，还有一路上鼓励支持我的编辑，有做网络电台时认识的北京广播电台燕姐。当然，这座历史气息浓厚的皇城，还有我最尊重的一位老师，央广主播姚科。
都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大概便是这样。我因为在写作的路上遇到了这么多愿意与我同行的朋友，而对北京有了皇城之外的情感。
这便是写作者的好，不墨守成规做一件事情，写文章亦是，从不写重复的章节，重复的故事。每一篇文字都是一段经历，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情感，有血有肉的故事。
到了北京不久，便又去了武汉。
武汉于我的第一印象是《知音》杂志在那里。至于黄鹤楼，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可是，我似乎对那些历史性的建筑物，没有多大的兴趣。却在这武汉见到了写作初期的栽培者，我的恩师陈清贫，同时见到了我另一位写作指导者红娘子。见到了出版人，陈景丽，还有我的一位美丽，年轻的读者胡娟。还有一个曾经从死亡线拉回来生命的陈清贫写作培训网校同学，张平大哥。
武汉的文化，我还没有了解透彻，可是武汉人的热情我是深有体会。在这座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跨江鼎立的格局。来到武汉，便被陈老师推荐安排在了楚河汉街附近的酒店。每天中午十点多会去汉街走走，看看各式建筑物，去咖啡馆坐着喝喝咖啡，听听当地的方言。到每一座城市，都是要去品尝这里的美食的，来武汉在蒙蒙细雨中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周日休息，编辑沉河老师做了接待。栽满植物的编辑部办公室至今记忆犹新。拜访完沉河老师，便又去了心目已久的《知音》杂志社大楼。过去经常在同事的办公桌能看到这本书，翻阅时被里面各类稀奇纪实故事吸引。后来皆识编辑陈清贫，知道《知音》杂志一篇文章的稿费5000多元，对这本文人们都想攻下的文化城池蠢蠢欲动。
夜间红娘子作家、陈清贫恩师、出版人陈景丽，还有同门师兄妹，也是读者的张平、胡娟纷纷赶来相聚。
怎么会第一次见面，就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呢?文人就会，因为心有灵犀，因为读文如见其人，经常看一个人的作品，自然也就像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了。只是，文读多了，真的要见到这个人了，会兴奋，会有点不真实。
胡娟与我合影的时候，笑的合不拢嘴，说不真实。我左边坐着红娘子，右边坐着胡娟，对面还有陈景丽，我也觉得不真实。
可是文化就有这股神奇的力量。那些几乎没有聊过的人，只要在笔会上碰见，一定是发自肺腑的喜欢。
我喜欢文人，因为文化人内心有一颗正义的柱子，无论利益熏心的人如何想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都会被充满正义感的笔墨打倒。
2015年的春晚，整台晚会我记住了一句话：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呀。那些正义的人，听到了错误的，自然会这么说。那些被错误的价值观影响的人，听到了这句话，其实也是这种感觉。
而作家，很多时候，就是正义的化身。不被金钱诱惑，不被商业驱使，永远要把对文字的虔诚化作圣洁的雪山，庄严挺立。要把对价值观的坚持向一个柱子树立在内心雷打不动。
桌子上每一道菜，都让我垂涎，每一道都是武汉的独有的味道。
吃过晚饭，红娘子又带着我与陈景丽到了酒吧，三个女人坐在一起聊着生活，品着美酒，看着武汉的夜雨。
人此一生，有什么可悲，可痛的事情?每一天活着就似赚了，按照喜欢的方式活，那就是赚大发了。
有那么多读者愿意读我的文字，有那么多读者在帮我做事情，看起来是我无怨无悔的爱着写作，实际上，文字也在深爱着我。它从不言语，却带给了我许多惊喜。它让我变得智慧，丰盈，带给我朋友，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有亲人在身边一样。
所以，写作最初是苦的，如果你坚持过去，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幸福，可是如果你被家人的反对，外界的不理解打败，可能你一辈子只能活在社会分配给你的工作里得过且过的生活。
许多读者说：香红，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笑了笑说：写作哪里有什么成功不成功呀，赚的钱够吃饭，写的书有人读我就很知足。
如果硬要说成功，我觉得结缘朋友，就是一种成功。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又一个名字。可是慢慢明白，每一个名字后面有着不同的职业，爱好，性格。每一个名字都装着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要说成功，那我一定渴望去往一座城，就有一个人能与我一起晒晒太阳，聊聊文化，喝喝茶，这就是我想要的成功，也是我喜欢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