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是1960年戴顶右派帽子来到小镇的。他的祖父年轻时从小镇到上海滩讨生活，孙子阿拉从上海回老家改造，岁月又一个轮回。
那时的阿拉三十出头，细皮嫩肉，高个子，留着背头，穿身细格子培罗蒙西装，三接头皮鞋，虽然神态沉郁，但时尚衣着在小镇上很抢眼。小镇人听他一口“阿拉”长“阿拉”短的招牌话，日后便以“阿拉”称呼他。
居委会分配阿拉做活儿曾犯过难。阿拉打扫厕所，担着半桶水走一步晃三晃，裤子湿半截儿;做扫街的活儿，划拉半人多高的竹柄扫帚像画花;当茶馆伙计，铜水壶续水颤悠悠常烫伤茶客手脚。茶馆主任老根不看阿拉笑话，念着上辈与阿拉家的交情，安排他做收钱算账的活儿。茶客们嚼山海经，扯到袁世凯当了几天皇帝，慈禧的墓被谁挖开，每每争执不下，阿拉咕哝一声就见分晓。阿拉的住屋放一只“三五”牌台钟，除了“当当当”的报时声，还传出梅雨般缠绵的小提琴曲。阿拉纤长的手指在“百灵”牌小提琴弦上跳跃的姿势以及眼角渐渐流出的眼泪，引来许多人看稀奇。阿拉的才情让系着黑围裙、蓬着一头乱发的老根和伙计们很长面子，他们说：那个上海人啊，文绉绉像个说书先生!
茶客们带些鲜活鱼虾蟹鳖到镇上卖，换几个茶钱。阿拉近水楼台先得月，隔三差五买来饱口福。阿拉会耐着性子，将十月蟹蒸熟后剔出蟹肉，拌豆腐裹馄饨吃。热汤中捞起的馄饨透出白生生蟹肉馅，清汤上飘着白花花的猪板油、生青碧绿的蒜花，香气扑鼻，鲜美无比。阿拉一个月28元工资，吃喝加两天一包前门烟，前吃后空，到处借款赊账。有一次，阿拉几天没到茶馆来，狐疑的老根寻上门去看究竟，只见阿拉有气无力躺在床上。追问之下才知道，阿拉因手头短缺，又借不到钱，已断顿好几天。老根跺脚骂道：你个馋鬼!贪吃图快活，过个有袜筒没底的烂日子。
阿拉肺不好，时不时气急咳嗽，黄梅阴雨天发病频繁，难为茶馆几个老伙计，轮流着端热汤热水，还寻来秘方，借着热炉灶，熬胎盘汤给阿拉补身子。镇上人家日子紧巴，但有红白喜事，总会让小孩子去叫阿拉吃一杯酒;四时六节，谁家包了粽子，蒸了黄松糕，腌了咸蛋、雪里蕻，也会让小孩子送一点，给阿拉尝尝。小镇人知道阿拉与妻子断了关系，病病歪歪一人生活，不容易!
总有十个寒暑吧，镇上有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阿拉曾剃着阴阳头，颈项上挂着小学校课堂黑板，踉跄着步子游街，接受批斗，苍白的脸上淌着绿豆般的汗珠。茶馆老根不住叹气，寻个生“痨”病的借口，把阿拉保护起来。在小镇人排演京剧《沙家浜》时，阿拉去教戏，吴传魁、刁德一、阿庆嫂的唱词，连五音不全的老根也能哼哼几句。阿拉培羅蒙西装已穿得皱巴巴，沾着茶垢脏兮兮，清瘦的脸上胡子拉碴，但阿拉腹中纵贯古今的故事，带给夏夜纳凉的孩子们一个个五彩斑斓的梦。
上世纪80年代初，阿拉被一辆轿车接回上海。后来，小镇人开始办乡镇企业，镇服装厂从为上海厂子贴牌加工到自主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圈内人士讲，这得益于上海一位服装名师的关照，那人曾下放到过小镇，茶馆老根和左邻右舍给过他很多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