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邹菊突然跑来我家，她穿着波西米亚的披肩，高筒靴子。头发像流水的瀑布倾泻而下的披在身上，带着清新的香。我在一次演出中认识邹菊，她在乐队做主唱，南方人，性格温婉大方，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窝。
邹菊是个很健谈的姑娘，她会给我讲梦想，讲她十八岁独自一人北漂，站在灯光闪烁的舞台上唱歌，住潮湿阴暗的地下室。
我喜欢有梦想的人，也喜欢邹菊。
可是那个下午，她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摆弄着桌子上的满天星。
我给她沏茶。
邹菊说，她有很多朋友，男性居多，但他们心思都不纯，女人们又互相攀比，嫉妒心极强。她喜欢唱歌，却不喜欢那个圈子。
说着，邹菊点燃了一支烟。转头看向窗外，泪水夺眶而出。
我给她递过抽纸。
她说要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
天大有多大?
她说，她快要死了。
一个星期前，邹菊去医院。医生说，她患有红斑狼疮，引起了肾脏病变。
她说，这病严重吗?还能活几年?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
邹菊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觉得全世界都灰蒙蒙的，天空是灰的，房子是灰的，人的脸也是灰的。她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
“这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叶子，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我深深看了邹菊一眼，无法想象眼前这个鲜活的，美丽的姑娘会在三五年后永恒的消失。
邹菊说，她十九的时候爱过一个男人，他爱穿天蓝色的衬衣，谈吐风雅，有情怀，有梦想，她曾崇拜过他。邹菊在不禁世事时便一头栽进了命运，她说他们有一个私生女，取名茉莉。
“茉莉?”
“她是你的女儿?”
邹菊的眼睛突然放出明亮的光，仿佛贫困潦倒的农夫找到了宝藏。
“是啊，我生她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如今二十七岁。我曾经以为最美好的年龄就是二十七，它明媚、轻熟、又不招摇。可是我二十七岁就要面对死亡这么严肃的问题，这还真是一个讽刺的笑话。”
邹菊说，她生下茉莉的第二天就走了，当时茉莉那么小，嗷嗷待哺地在她怀里哭泣，脖子右下角还有一颗红色的朱砂痣。
“叶子，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放弃了茉莉。”
“想她就去找吧?”
“恩，我来就是与你告别的，或许三年，或许五年，或许一辈子。”
“邹菊，你会好的。”
“呵呵，当年的我，以为离开茉莉也可以心安理得的活着，可是我时常做噩梦，梦到一个小姑娘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来找我。叶子，我要走了，去北京找茉莉，不然我死都不甘。”
我目送她离去。“邹菊，有什么事，记得要告诉我!”
无论过去多久，我都无法忘记邹菊离开时的那抹背影，孤独的、惊艳的、苍凉的，在萧瑟宁静的冬季里遗世独立。
邹菊离开后，发过Email给我。
2014年，3月。
叶子，我在北京安定下来了，在朝阳街的一个胡同里，这里的邻居是一些留守的老人，为人和善却也怪癖。叶子，红斑狼疮是一种免疫病，它无药可医，只能恢复强大的免疫力来自愈。我进来厨艺大有长进，学会了西兰花炒虾仁，还有香菇炖小鸡。听说它们可以增加免疫力。望你安好!
我在龙城看完邹菊的信，想起人生初见时，她穿着香槟色的裙子，神色飞扬唱过的民谣曲。
2015年1月。
叶子，在北京呆久了会觉得时光恍惚，这里气候干燥，时常有雾霾。我通过所有渠道打听茉莉的消息，可是依旧徒劳，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快要绝望了。
回信：邹菊，我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公务员，我的诗和远方弄丟了，好久没有写字了。邹菊，我最近迷恋起许巍的《眼前的苟且》，你回来可以唱给我听吗?
春光亭下，流水如今何也在，真是岁月如梭。
没有邹菊消息的时候，我就以为她是我人生中一朵不经意的花，绽放过，昙花一现便枯萎了。我在龙城经营起自己的小生意，生了个儿子，生活和梦想偶尔交织，还算伪文艺。
只是白驹过隙，三年后的今天，我站在窗前喝速溶咖啡，突然看到楼下有一个齐肩短发的女人在跟我挥手打招呼。
“叶子!”
她冲我微笑，右手拉着一个玲珑可爱的小姑娘。
“邹菊?”
我喜极而泣般惊讶，当真以为这辈子都不复相见了的邹菊?
“你的长发呢?”
“剪掉了，算是从头开始吧。茉莉，快，叫阿姨。”
“阿姨好!”
“天呐，你真的找到了你的茉莉!”
我看到茉莉水灵的大眼睛，睫毛长长的扑闪着，像童话里的芭比娃娃一样，她和邹菊很像，精致的脸蛋和五官，笑起来有一双梨窝。
我说，再重逢真如一场梦。
邹菊说，是啊，三十岁了，才明白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所谓青春，就是干尽蠢事。而人生是一场灵魂的救赎，我们总在余生中缄口不言，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会赫然明白没有哪一件过往是可以逃的。
后来，邹菊哭笑不得地告诉我，当年那个医生打来电话说抱歉误诊，是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姑娘拿错了化验单，于是她兴高采烈地跑了三家医院证明自己体态安康。原来，一切都是老天与她开的玩笑。
然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哪个角落的雏菊花谢了，终究我的邹菊还在，并且开的更加明艳与芬芳。